试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基于人权保障视角

在羁押率畸高不下、未决羁押还不能消除的司法背景下,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具有重要的人权保障意义。从现有立法层面考察,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依职权、依职责以及依申请启动。审查时应以逮捕的条件为主要标准,兼顾适用缓刑的条件、羁押事实的变化,重点审查是否存在不当羁押。     

审查逮捕权司法化孱弱的病理及诊治

现行刑诉法使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向着司法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实践中存在着提捕审查义务被搁置、证据审查意识淡薄、羁押必要性审查被遗忘,以及"构罪即捕""以捕代侦""不当羁押"与"逮捕绑架"等病理,此举有违审查逮捕权本应具有的司法化功能特质。须将此项权力与追诉权剥离,将审查逮捕案件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构建犯罪嫌疑人对逮捕案件申请复核的程序及防范不当羁押的机制,铸就此项权力的司法品格以实现司法公正。     

附条件逮捕改革述评

与西方国家的逮捕制度相比,中国的逮捕制度有许多自身的特点,诸如逮捕行为与羁押状态合一、司法审查缺位、逮捕条件比较高、捕后羁押率居高不下等.司法实践中探索的附条件逮捕改革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其积极作用,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因此应对这一改革持审慎的欢迎态度.     

准司法审查模式下的逮捕必要性及其证明——从人权保障理念和正当程序原则出发

由于逮捕强制措施特殊的人身强制性以及犯罪追诉过程中侦查权可能的过分扩张,基于比例性原则,《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后,关于逮捕适用中的必要性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于逮捕必要性的内涵、社会危险性和逮捕必要性的关系未予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疑难。加之,法律修改前后,虽然有学者提出"司法审查"或"准司法审查"模式,但其中缺乏对逮捕必要性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的讨论。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基础,明确社会危险性是逮捕必要性的逻辑前提,逮捕必要性是社会危险性的价值考量,是逮捕适用中不可或缺的要件。逮捕必要性的认定过程,应当通过论证式的模式(证明)进行。以此为进路,逮捕必要性的具体证明应该在移送程序、审核程序、决定程序上加以规范,以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准司法审查模式"。     

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构想

逮捕在我国是一种审前羁押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刑事诉讼的进行,但逮捕措施如被滥用,必将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逮捕必要性条件。但逮捕必要性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效果还不明显和均衡。我们有必要建立完备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明、审查、评估等方面进行规范,从而更好地体现出逮捕必要性对保障人权的价值。     

论逮捕的风险控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条件和执行程序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体现了依法治国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逮捕及捕后羁押的有效司法审查程序和有效救济途径缺失,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致使逮捕制度不够完善,实践中存在错捕、滥捕、超期羁押等现象,在一些地方逮捕甚至已经不是刑事追诉的例外而成了必经程序。若逮捕措施用之不当,极有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风险和危害,如规避诉讼期限的风险、侵犯人权的风险、国家赔偿的风险等。因此,建立逮捕的风险控制制度,认真分析风险因素,严格适用逮捕条件,减小逮捕风险产生的几率,优化我国的逮捕制度,对于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下逮捕审查的合宪性调控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对被追诉人的逮捕适用，这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审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逮捕兼具诉讼行为与基本权干预的双重属性，但司法实践往往仅将逮捕作为单纯的诉讼行为对待，忽略了逮捕的基本权干预性质。作为一种基本权干预措施，逮捕适用应当依序通过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审查，以此实现正当化证成。基于比例原则的宪法位阶，刑事诉讼立法将其规则化于逮捕条件中，形成了平面的审查框架。这种规则化看似清楚，实则遗留了不少问题。平面框架在实践中存在着实体偏向、逻辑不清、结构封闭等弊端，无法确保逮捕适用的正当性，构成了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落实的重大阻碍。问题的解决应当回归基本权理论，通过比例原则内含的阶层秩序划分逮捕审查层次，并将逮捕立法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构建层次明确、结构开放、思路清晰的逮捕审查体系。     

我国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构建设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三种逮捕程序(即检察院批准逮捕程序、检察院决定逮捕程序和法院决定逮捕三种)均是实行书面审查且带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审查逮捕程序,这种审查逮捕程序不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模式与人权的保护要求,应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司法实践中使用较多的批准逮捕程序.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应是我国逮捕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确立批准速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是大势所趋.现阶段我们应确立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在批准逮捕程序中形成以检察机关为顶端,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抗辩双方的模拟三角结构.     

检察机关业务目标管理考评对刑事诉讼的影响

检察机关推行目标管理考评制度已有多年,其已成为我国各级检察机关提高办案质量的重要手段。从实践来看,检察机关的目标管理考评已经影响检察行为并进而对刑事诉讼产生较大影响。比如,对捕后不诉、捕后无罪的扣分导致逮捕只注重实体审查,忽视逮捕必要性审查,以羁押为原则、不羁押为例外;对不起诉的扣分导致检察机关严格控制不起诉率等等。未来的改革必须以实现现代诉讼理念为目标重置考核指标,强化对遵循程序、保障人权的考核,以定性考核来减少绝对量化考核的弊端等。     

论我国逮捕羁押司法审查程序的建构

基于分权制衡理论和人权保障理念,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确立了逮捕羁押司法审查制度.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构建逮捕羁押司法审查模式的理论已经具备、条件业已成熟.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文章着重从司法审查的参与主体、逮捕要件的证明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分析.     

论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机制是现代国家审前羁押制度的核心。它的目的在于制约公共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规定了相对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制衡原理的要求。但是,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缺失,无疑是实践中不同程度上存在的滥捕、错捕、不适当长期羁押和超期羁押的重要原因。因此,建立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实属必要。     

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几个理论问题

羁押理由与羁押事实的区分是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逻辑前提,无罪推定原则是其理论基础,无罪推定原则项下之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等两项子原则为必要性审查提供了结构性的判断标准,羁押事实之特殊性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羁押必要性审查涉及合法性审查,但两者仍有所不同.在法律判断上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涉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人权保障价值追求应当成为其价值判断之重要考虑因素.     

未成年人假释刍议

近现代以来,中外学者、司法实务界对未成年人假释概念、作用;未成年人假释的各项功能、类型;未成年人假释适用对象、条件及依据及未成年人假释专业化等都有比较完备的研究,相应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经对比考察,可知我国未成年人假释司法制度与实务中尚存在一些问题：未成年人假释适用率低,社会预警机制远未健全;未成年人假释部门专业化严重滞后,审查程序过于粗疏等。建议构建双轨制的未成年人假释专门机构;探索和完善假释听证与公示制度;推动未成年人假释社会化及风险预警机制;对假释的检察监督等制度与措施加以完善。     

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一些思考

为贯彻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基本理念,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该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程序设计。但是,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捕后羁押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与相关制度的联系、区别来看,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功能定位和程序完善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关于“社会危险性”认定的探讨——以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逮捕必要条件为视角

“逮捕必要性条件”作为整个逮捕制度的核心，是实现保障人权和保护诉讼两大价值目标的关键。而实践中因对“社会危险性”难以把握，导致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较为随意。因此，细化逮捕条件的五种具体情形，完善相关的配套工作机制，有利于增强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认定的透明度，减少主观臆断，切实维护司法公信力。     

我国逮捕措施中的证明问题研究

逮捕措施的证据范围不仅包括证据要件,而且还包括罪责要件和社会危险性要件。逮捕措施的证明标准是证明逮捕措施必须达到的真实程度,是刑事司法实践所认可的以证据为基础来衡量逮捕措施施用与否的准则,也是在证明理想作用下的现实证明追求。逮捕措施的证明应当达到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在以卷宗材料为中心的行政化书面审查过程中,逮捕措施的证明过程其实是流于形式的。逮捕措施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基本上依赖于案件承办人的内心判断,这种内心判断往往取决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需要以及追诉犯罪的职责要求。     

审查逮捕与宽严相济——审查逮捕宽严相济操作的科学发展创新

当前审查逮捕实践操作出现从宽适用“无逮捕必要”不捕条件、非犯罪化处理、建议不报捕直接起诉等方式,使检察机关面临“无逮捕必要”的不捕案件不能顺利诉讼、部分刑事和解不捕案件难以保证“宽严适当”及诉讼反复等新问题。为推进审查逮捕科学发展,可考虑以下途径实现：加强去逮捕刑罚功能化、淡化逮捕从严外貌,健全保证“无逮捕必要”不捕案件能够顺利诉讼的操作规程,实施宽严法度评估和逮捕风险评估,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增强社会组织的司法程序措施参与性。     

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辩护

前科消灭制度作为一种人为构建的法律制度,遭受着民意和法意的双重诘问.在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许多困境,以被告人、国家公权力为视角结合域外的司法实践来考察,设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宽容和人文的关怀.     

检察机关在实施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出发,分析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各个阶段的处置措施,探讨了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检察机关应发挥的作用,包括审查逮捕阶段对逮捕率的控制、审查起诉阶段对暂缓起诉制度的借鉴和判后阶段对社区矫正的参与。     

审查逮捕工作的现状及改进

检察机关降低逮捕率已初见成效,但捕后案件中未获徒刑判决的仍占较高比例。客观来看,逮捕质量不高的案件是由于把关不严、法律法规及证据发生变化以及认识分歧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标准的偏离、追诉犯罪对保障权利的挤压、证据审查模式的陈旧以及逮捕替代补充措施的缺位也是不争的事实。检察机关要严格遵循逮捕法定条件、更新工作理念、完善配套措施,进一步提高审查逮捕工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