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对翻译对等的操控——意识形态与诗学追求

对等作为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从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向着多层次的、语用的和文化功能的层面拓展。但是,从译者角度解读翻译中对等问题的研究还属鲜见。论文以Robinson的＂翻译身体学＂为理论框架,以系统范式为指导,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追求两方面探讨了译者个体及其历史背景对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以及翻译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追求决定了其翻译作品对等表现的性质。     

论意识形态对《幸福之路》傅雷译本的操纵

在传统翻译研究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转向"视角的翻译研究背景下,安德鲁.勒菲弗尔论述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形态三个要素对翻译的操纵。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的《幸福之路》从出版至今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在细读译作的过程中,读者可以寻到译文为意识形态所操纵的痕迹。在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操纵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影响甚至左右译者的翻译过程。     

浅谈诗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著名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活动,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提出,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指普遍接受的社会认知,诗学形态是语言层次的、普遍接受的对文学的预期形式。本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为例,着重研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变化对诗歌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诗学影响下的文学翻译--对比The Honourable Laura两个中译本

勒菲弗尔提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的限制.本文试图梳理诗学的历史脉络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发展,并通过对比哈代的短篇小说The Honourable Laura的两个不同时期的中译本,论证在同一目的语文学系统中,诗学的变化影响译者的选目及翻译策略.     

“改写论”视角下中国古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

勒菲弗尔的＂改写论＂关注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和诗学。中国古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受到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中国古诗英译也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现代美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译本《十之九》中“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的解读

本文以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安徒生作品最早的翻译单行本《十之九》中的＂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的译文为研究对象,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对译者的操纵这一层面,对译文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解读。旨在说明被周作人批评的《十之九》也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下的产物。     

论不同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及翻译策略之操纵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两个维度来辩证地阐释了在译者所处社会背景下,社会和个人两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如何将其操纵结果反映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的。从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得出,三者关系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改写理论诗学视角下《丰乳肥臀》英译本研究

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活动,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的三个因素的制约。本文以改写理论为框架,从三大制约因素之一诗学角度研究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英译本。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法分别从修辞手法、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习语表达二方面分析研究,探讨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从而得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成功地运用了省略、直译、替代的翻译策略,使英译本广受西方读者的喜欢。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晚清到五四

翻译研究派学者勒弗威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在翻译时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对原作进行改造,以符合译入语的社会需要。以此为理论视角,研究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状况,分析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诗学对儿童文学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语言表达的影响。两个不同的时代造就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不同面貌,不同的儿童观和文学范式给儿童文学翻译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样的儿童文学翻译也为当时的社会进步或文学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说明儿童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功利性的行为,似乎总是并且应该保持着动态的特点。     

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翻译改写论对比

传统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本文从翻译的改写观出发,将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的改写理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勒菲弗尔和德里达分别从文化转换和解构主义视角提出了翻译的改写观,二者的观点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勒菲弗尔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认为翻译即改写,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而德里达认为翻译即＂异延＂,任何文本没有确定性和单义性,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播撒、增补、嫁接和改写。     

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论翻译的三大操控因素——以杨必译本《名利场》为例

根据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的理论观点,文学作品的翻译受到3种因素的制约或操控：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一理论观点对当代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透过杨必的译本《名利场》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观念以及茅盾所代表的文化部等机构和钱钟书、傅雷等知名翻译家对《名利场》的选译和出版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与伯顿·沃森英译中国经典

Lefevere的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理论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美国著名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五十多年的职业翻译生涯中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典籍,为促进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他的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指出他的成功在于他的适当的翻译策略和赞助人对他译作的赞助。     

从《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分析《红楼梦》霍克斯译本中的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译者的有意识型叛逆和译者的个人喜好、翻译原则、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恰当的叛逆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无意识型叛逆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读,应当尽力避免。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拿来”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大要素,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面对外来文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曾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运用西方操纵理论,结合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进行相关探究,分析中国当时对苏联文学采取拿来主义的原因,揭示出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的操纵,并指出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都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下拿来主义的结果。     

翻译中改写的决定性因素

安德烈·勒菲维尔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通过对大量实例进行描述性研究后发现翻译中的改写大都是由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等权力关系所引起或者说是受制于它们,权力关系因而被认为是翻译中改写现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忠实/对等原则才是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因而翻译中存在改写的首要原因是翻译内在固有的可译性限度而非外在的社会文化等权力关系。     

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操控——以《绿野仙踪》的两种汉译为例

操控论指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操控。意识形态指用于规范人们行为的模式、惯例、信仰所形成的框架体系,操控译者对儿童文学源文本的选择和译者的语言特点。赞助人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因素。儿童是儿童文学的重要赞助人,要求译者从儿童读者的角度出发,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使译作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