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帝国乡土服务中心”及其历史评价北大核心CSSCI

"帝国乡土服务中心"是魏玛共和国"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的决策、组织和实施机构,受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特殊的政治、社会局势的影响,"帝国乡土服务中心"的工作重点集中于重建德意志的国家主义和民族精神,而对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存在极大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纳粹的崛起,也成为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反思对象。     

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是对德帝国时期不公正和不合理的选举制度的反叛。比例代表制强化了德国长期存在的多党政治。比例代表制,连同不利的政治文化、政党特点和政党体制的弱点,导致了政府的不稳定和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的深刻危机。     

政治身份认同的哲学探讨——对魏玛共和国和波恩共和国前后相关思想的考察

德国思想界在魏玛共和国和波恩共和国前后这段特殊时期内,完成了从德国近世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认同到超越这种民族国家认同的狭隘从而走向一个后民族国家的开放性的政治身份认同——即立宪爱国主义——的艰苦转型。诸多思想家就政治身份认同问题展开了讨论,并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式,从而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即以一种基于议会民主制的公民理性交往的模式来扬弃传统的政治身份认同模式。     

会死的上帝与已死的利维坦 ———读《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

卡尔·施米特（1888--1985）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故乡是德国西部绍尔州的普莱腾堡。他曾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任公法学教授。施米特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德国四“朝”的兴衰成败,是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其《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一个政治符号的意义及其失败》是被霍布斯研究者们所忽略的重要著作,诚如编者所说,这是“施米特在非常政治处境中写的非常性的政治论著,在霍布斯研究史乃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算是一个里程碑”。     

相对稳定时期的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

相对稳定时期 ( 1 92 4 1 92 9) ,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得以维持和发展 ,亲共和国的政党仍占重要地位 ,反共和国的政治势力处于低潮 ,普鲁士作为“民主的堡垒”日益凸现 ,在巴伐利亚、国防军中也发生了某些积极变化。与此同时 ,亲共和国的政党也表现出力量发展不平衡与影响下降的趋势 ,政党政治碎片化的加速、反共和国政治势力重新聚集力量并开展反共和国的联合行动、民主政治不断右转、政党与议会制度危机重重 ,显示了魏玛共和国政治稳定的相对性。这一情况的发生是与共和国强大旧势力的存在与保守反动思想的影响、劳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民主党采取的策略路线、中间等级的恐慌、民族主义和民族情绪的影响分不开的。     

拥抱与抗拒——美国大众文化在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时期,特别是相对稳定时期,美国大众文化迅速传遍德国,赢得了以白领职员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对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的忧虑和对德意志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出现了德国社会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质疑、诘难。美国大众文化的风行加深了魏玛文化的混乱。     

从皇帝到礼仪元首——从德国国家元首地位的嬗变看德国政治民主化

从19世纪德国统一以来三部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魏玛宪法》、联邦德国《基本法》）中国家元首从皇帝到礼仪元首的嬗变中可以看出,国家元首地位转变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民主化的推进。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德国所经历的是＂外植内生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所走的是渐进与突变相结合（改良革命型）的曲折道路。     

魏玛民主的保卫者和掘墓人--论魏玛德国时期国防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但在内外各种原因的作用下,民主制度被法西斯专政所代替。国内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多着眼于魏玛共和国的内外政策,魏玛民主的缺陷、危机和崩溃,以及纳粹党的兴起和最终夺权。然而,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国防军始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同时扮演了民主的保卫者和掘墓人的双重角色,对共和国的存在和崩溃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魏玛共和国的终结

魏玛共和国没有能够解决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抓住魏玛共和国政治上的薄弱关节,利用在德国人民普遍反对凡尔赛条约的心理,通过民主选举登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进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顾魏玛共和国的兴衰的意义在于,要想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首先确立实现民主的基础。     

一个支点,撬起一隅地方——评《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治》

由彭兆荣、李春霞合著的《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治》（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岭》,下面引用只注页码）一书,是徐新建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化走廊丛书”中的一部。     

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思想述评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政治教育制度化的最早时期。政治教育制度的制订吸纳了不同学者的进步思想。本文归纳了以李特、施普朗格和凯兴斯泰纳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家的主要观点,从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的角度,深入阐述了公民、政党、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的角度,提出了“为国家服务”和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培养“国家有用的公民”等思想。这些思想符合魏玛政府巩固政权、缓和国内外局势、积极重建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因此,这些思想被吸纳到《魏玛宪法》中,赋予最高的法律地位。魏玛政府据此制订了比较完善的学校政治教育体系和制度,开创了德国历史上政治教育制度化的历史先河。同时,这些包含资产阶级民主进步观念的思想为当代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魏玛宪法》溯源

关于《魏玛宪法》的来源,学术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强调德国文化和传统的作用,有的学者则强调外来因素的作用等。探讨《魏玛宪法》的渊源,应该结合魏玛共和国和《魏玛宪法》产生的背景,《魏玛宪法》实际上是德意志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宪政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     

议会制共和国的实践和教训──魏玛共和国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政治比较分析

魏玛共和国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多党制基础、议会拥有最高权力、社会基础、政治结构、思想多元化和政治运作特点等基本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多党制和议会的最高权力结合，造成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违背了政治的基本目的；思想和政治的多元化，是西欧大陆国家，即法兰克国家特有的文化现象，是极端民主化的根源；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一党制专政反复交替，构成现代法兰克国家的政治传统。     

德国纳粹党上台的法律及政治因素

德国纳粹党是在魏玛共和国怀抱中孕育成长起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中以合法手段上台执政并建立起法西斯极权政治体制。魏玛宪法虽然是当时较为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可是存在着不足,其缺陷为纳粹党上台执政提供了法律依据。缺少稳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也使魏玛共和国基础不牢,作为年轻的民主共和国执政者缺少政治经验和在复杂的斗争情形下所犯的一系列重大错误最终导致了法西斯极权体制的确立。     

论封建制残余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灭亡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短短地存在了14年后被右翼纳粹党建立的军国主义独裁统治所取代。正是在魏玛宪法所设计的政治体制下,合法地诞生了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本文通过对魏玛共和国兴衰的阐述,得出德国封建制与魏玛共和国灭亡的密切关系。     

德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中国文化热原因初探

德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的中国文化热是多重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19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工业化快速推进所引发的社会阵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的深刻危机,迫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学者企图用东方特别是中国哲学精神根治西方社会弊端,期待从东方寻回疗救自身的灵药和补正自身文化的方略。中欧、中德悠久的文化交往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德新型关系的确立,也为中国文化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乡土文学”与“他者眼光”——以“五四”时期乡土小说为例

＂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产生、繁荣,是在西方文明这个＂他者＂的介入下,作家借用了＂他者的眼光＂来观照自身的乡土文化并诉诸文字的结果。乡土小说中普遍的＂反叛与眷恋＂的二重主题,反映出文化变迁中主体的矛盾冲突与调适过程。＂他者眼光＂实际上是一种借鉴异质文化以批判、完善本民族文化的启蒙视角。     

文化自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维度

文化即＂以文化人＂,它是人的本质属性,对个人、民族以及国家的生存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文化自觉是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是对文化的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德化人＂,其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与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自觉之间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     

试论魏玛民主的专制基础

魏玛共和国是德意志民族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力图规范化、制度化运作的现代民主国家。但是这种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却给专制提供了运作的平台。“魏玛民主”,其实是一种并没有根除专制的民主,是一种以“共和民主”掩饰着的专制。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最“自由”、最“民主”的魏玛宪法,实质上不过是旧专制的护身符。     

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

社会保障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早在俾斯麦担任宰相时期,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国会就通过了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立法,1883年的《健康保险法》,1884年的《事故保险法》和1889年的《养老金法》。这里且不讨论这位铁血宰相当时的政治动机,但需指出,他的这三项法律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个制度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得以发展,实现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和战争死伤者抚恤金。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