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之比较研究

侦查作为侦查机关代表国家针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 ,几乎无时不面临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问题 ,也存在着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危险。各国都试图构造出完全、合理的侦查模式。由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 ,形成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单轨制侦查模式 ,这两种侦查模式各有利弊。对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     

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比较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之间的人权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侦查模式选择上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弹劾式的侦查模式和我国采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审问式的侦查模式虽然各有利弊,但是从人权保障角度来审视,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更具有可取性,因为针对弹劾式的侦查模式来说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是从控制国家权力的膨胀和滥用,对确实无辜的公民来说,该模式更能保护其合法权利.文章从侦查程序中的保障措施和法律原则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比较分析.     

论人权保障与侦查制度的完善

我国侦查制度历来偏重于打击犯罪而忽视人权保障,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为刑事诉讼领域加强人权保障提供了依据和要求.文章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对现行侦查制度的缺陷及侦查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希望通过具体制度的完善来促进、强化侦查制度整体的人权保障功能.     

两大法系侦查程序功能比较及其借鉴

通过对两大法系侦查程序功能的分析和比较,指出了20世纪中期以来,两大法系侦查程序在法律程序不断完善中呈现出相互吸收、借鉴与融合的趋势。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侦查程序功能的特点,提出应从引入司法审查,限制侦查权、改变收集保全证据与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方式与手段等七个方面完善中国的侦查程序。     

论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法律样态,大陆法系国家以亲权制度来调整这一法律关系,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以监护制度来调整。虽然两大法系在立法模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都是要解决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等问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两大法系的相关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有效方式。      

刑事诉讼改革背景下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分配及其完善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分别采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就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而言,在主体、客体和价值追求等方面互见长短,各有利弊.以职权主义为背景吸收当事人主义因素,以增强庭审方式抗辩式色彩的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是世界范围内两大法系相互借鉴的又一典型例证.在此背景下,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具有了新的涵义,其分配折射出采取削弱法官主导作用和强化控辩对抗程度两大举措的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价值取向,但仍需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程序规则.     

侦查阶段的程序分流机制比较研究

“程序分流”制度越来越受到各围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并在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均得到了普遍的确立和发展。本文在介绍围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阐述其对我国侦查阶段确立“程序分流”机制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侦诉关系比较研究

侦诉关系是刑事诉讼中一对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关系,其准确定位对于优化审前程序构造具有重大意义.大陆法系的侦诉合一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侦诉分立模式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无所谓孰优孰劣.从发展趋势看,两大法系侦诉关系模式越来越趋于协调和接近.我国应当在坚持侦诉分立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侦诉之间的合作以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引导和监督,以切实提高侦查、起诉的效率,有效地保障人权.     

侦诉关系比较研究

侦诉关系是刑事诉讼中一对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关系,其准确定位对于优化审前程序构造具有重大意义。大陆法系的侦诉合一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侦诉分立模式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无所谓孰优孰劣。从发展趋势看,两大法系侦诉关系模式越来越趋于协调和接近。我国应当在坚持侦诉分立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侦诉之间的合作以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引导和监督,以切实提高侦查、起诉的效率,有效地保障人权。     

论行政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诉讼法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官释明权作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应有之义,更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必要"补丁",其价值在现今两大法系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彰显。在倾向职权主义模式的行政诉讼领域,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官释明权已经存在,法律规范也在其解释功能的缝隙中透露着释明权的生存空间。因此,在理论上厘定和梳理行政诉讼法的法官释明权体现出一定的急迫性。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贿赂犯罪窝串案技术侦查路径的选择

当前,贿赂犯罪在整个职务犯罪案件中的比例逐年上升,尤以窝串案的影响最为恶劣和深远。贿赂犯罪窝串案技术侦查路径的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贿赂犯罪窝串案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态势,对当前侦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技术侦查条文的增加,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法治化趋势得到进一步充分肯定。为了有力打击新形势下的贿赂犯罪窝串案,恪守犯罪惩治与人权保障平衡的主线,又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增强技术侦查的可控性,使其得以正当而有效地运用。     

罪数论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罪数论肩负解决罪数的判定基准及其处罚原则的双重任务.其中,罪数的处罚原则是本源问题,罪数的判定基准是衍生问题.罪数判断的实质是检视行为事实与犯罪构成是否相符合的过程,因而应以犯罪构成为基准,且重在行为要素的判断.确定罪数的处罚原则应遵循罪刑均衡原则,坚持一罪一罚,数罪数罚,但对数额犯等个别罪数类型,出于诉讼效益考虑,可以采用累计处理方式.确定罪数的具体类型,便于对行为事实之罪数的判定,因而应以行为事实之结构类型为标本,同时结合认知必要性及法之合理规范.     

“技术侦查”法律解释若干问题评析--以法律解释学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法制化,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然而法典相关规定过于抽象、概括,亦存在立法疏漏。为使立法得以贯彻实行,法律解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实然层面分析,有关“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问题丛生,就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通过对“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以点带面,揭示整个刑事诉讼法揭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反思。     

民工“自救型犯罪”之犯罪学分析

民工"自救型犯罪",是指当民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以犯罪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权成本过高、保障机制缺失、心理失范、法律知识匮乏等是民工自救型犯罪产生的原因,因此,需要健全立法和加强执法,将民工纳入科学的社会保险体系,关注民工心理健康,加强民工的法制教育。     

“疑罪从无”原则的西法渊源

疑罪从无是处理罪与非罪类疑罪案件应坚持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已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从罗马法探寻疑罪从无原则的渊源,发现有""嫌疑不得判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等原则,是为疑罪从无原则的雏形。另外,从罗马法中还可探寻到无罪推定、正当诉讼程序和合理的证据制度、较完备的辩护制度、限制国家公权力等相关制度和原则以及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罗马法启迪我们要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并有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制度、人道主义思想等,努力使刑法理性回归,更加注重人权保障。     

刑事古典学派共犯本质理论思想基础评析

刑事古典学派产生于17世纪,该学派主张自由意志论,反对决定论,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形成了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不仅仅给刑法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而且为形成为刑法理论的思想基础,确立了宪法高度的罪刑法定原则,从而可能建立客观判断形式的构成要件理论。但是,由于过度追求人权和罪刑法定主义的价值理念,在此基础上,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也带来了诸多缺陷。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对非法证据概念进行梳理,阐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刑事诉讼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博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议,还是实务中的操作,在社会上都引起极大的关注,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促进司法公正、体现法治尊严方面,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罪刑系列立法方式之提倡——兼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系列"是指一种罪法律规定一连串近似的犯罪构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方式被多国刑法典所采纳。罪刑系列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解释对立统一的产物,顺应了现代刑法调控模式转变的要求。针对我国现有贿赂犯罪的规定提出了几条立法建议,以期严密法网,完善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