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上大夫”之“刑”为“肉刑”说补证

我们曾在《“刑不上大夫”的真谛何在?》一文中提出“刑不上大夫”之“刑”为肉刑(不包括死刑)说。年来读史,偶有所得辄记之,因成《补证》一篇,益坚前说。 《晏子春秋·杂下》说:“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管子·中匡》说:“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罪)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据此可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基本上分为三等,即死罪、刑罪、罚金。其中死罪最重,罚金为轻,刑罪介乎二者其间。这个轻于死、重于罚的刑罪当指损害肢体的肉刑,此其证一。     

爱与死--《野草》与《十夜梦》比较之一

“爱与死”是鲁迅的《野草》与夏目漱石的《十夜梦》的一个共同主题。然而,“爱与死”之于鲁迅和夏目漱石来说又是有所区别的,处于道德困境中的鲁迅是用“死”的砖石来建造“爱”的巴别塔,即“向死而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浓重的焦灼不安和痛苦不堪;而处于“幻影之盾”中的夏目漱石是用“死”的炭火来锻炼“爱”的真金,即“因死见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淡淡的寂寞无奈和悲哀无助。另外,鲁迅与夏目漱石又都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方式来反对一种虚假的爱与死。     

《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说

屈原在《天问》里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夜光”,《广雅》夜光谓之月。《事类赋注》引《淮南子》云:“月一名夜光,夜光是月的别名。死指月之晦,亮指月之生。一是暗的时候,一是亮的时候。这问题推广一些可说:月球为什么暗,又为什么亮呢?为什么缺,又为什么圆呢?“顾菟”,王逸解作顾望之菟。菟作免。朱熹也如此。旧说都把顾和菟分开来。顾     

从宫本辉的小说看日本人“以死为美”的死亡观

響庭孝男在宫本辉《群星的悲哀》文春文库本的解说中写到:“作者在这七篇作品中,四篇都是以死的内在性来映射生命的方式进行描写的。也可以说,以《群星的悲哀》中那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夭折的死为中心,在其它三篇里对死的描写,无一不透露着对生的留恋与绝望。在这当中,死经常是通过静默而又具体的描绘被反映出来的。同时,对于死的认识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显示着每个人物的性格。正如《群星的悲哀》中有吉这一人物所说,‘人位于猫和狗之下’。这种自觉,正是对于死能够加以承受的原因。”“作者一直都是使用冷静而又深刻的代表着生的光来表现这种内在的死的。从而也就提高了作品的纯度,正象清亮地闪烁着的星光一样,使读者必然地从中窥见到生的神秘,并为之所打动。”     

从《大宗师》看庄子的生死观

以《庄子·大宗师》为文本，阐述了庄子生死之辩的哲学精神和文化意义。王夫之曾认为庄子主旨在于“详于言死而略于言生”，但其实庄子虽然侧重于甚至执著谈“死”，但并不是鼓励人去死，而是为了更好地“生”而注重对死的感悟和探索，并以此来获得一种完全自然的自由精神，达到对生死的彻底超越与解脱。     

古文注释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左传·宣公二年》:“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教材修订本28页.以下省“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教材修订本”,只写页码.)“倒戟以御公徒”注:“把兵器倒过头来挡住灵公手下的人.”这样注解只是把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没有把“倒戟”准确的含义注解出来,容易使     

说“天倪”

《庄子》中“天倪”一词通常解释为“自然之分”.“倪”被视为“厓”的通假字,解释为“边际、界限”.但是此种解释与《庄子》上下文意颇多扦格之处.我们通过考察“免”“倪”“婗”字形和词源,发现“免”字的字形当是描绘小儿啼哭状.其语源义也正是“啼哭”.“倪”与“免”在早期时同源通用.再结合历代文献的使用情况和对《庄子》文本具体语境的理解,我们认为“天倪”意为“天然之音”,或如刘文典所云:“道家恒言.”而不应该理解为“自然之分”.     

浅论文学作品中的生死观——读钱札记

生死,乃人生之大限。自然之法则。“不知生,焉知死”,连孔夫子尚且难以索解,况常人乎?钱钟书在《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著作中,对生死问题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论述和探讨。意见精辟、辩证,材料翔实、丰富。本文是对钱钟书文化思想研究的论文之一。出世曰生,离世曰死。在出世与离世之间的数十年则名之曰在世。所谓在世,其实就是渐死。禅家者流悟有渐顿。况之以死,则有渐死、顿死之别,叔本华称之为小死和大死。由于人恋于生而惧于死,宁欲生而不欲死。故宁曰生而不曰死。其实,活着即是死着。生即死。既然生即死,则增年即减年,范石湖诗:“人情旧雨非今雨。老境增年是减年。”次论人生短促,人生唯艰。故文学作品中有借酒浇愁以忘忧者,有极时行乐图眼前享受者。有养性全身以保其天年者,有求仙访道以期长生者,有立德、立功、立言企求精神不死者等等。次论追求长生不死之虚妄,转而为寻求死后登仙,升入天堂。然而天堂未必快活。神仙思俗,仙女下凡故事,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连众神之主宙斯也在人间修筑外室香巢。刘禹锡诗;“何享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囊王。”文中有对人所以怕死的原因的探讨。     

再论《长生殿》的主题

洪升在《长生殿》的《自序》和《例言》中一再申明:“是书义取崇雅,情在写真”。“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作者明白道出创作意图是以历史上的“天宝遗事”为题材,通过唐明皇扬贵妃“钗盒情缘”由生入死,由死而生的故事情节,来展示“在帝王家罕有”,“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第一出·传慨》)的不渝的爱情。     

试论《诗经》宗教文化的族群特色

本文首先通过《周颂》、《大雅》相关诗篇,发现周人以德为人神感应介质,其宗教文化呈现出清穆的特色;并推论其原因可能与“农业生产方式”、“殷鉴不远”有关。然后本文通过《商颂》发现宋人以欲为人神感应介质,其宗教文化呈现出迷狂的特色;并推测这也许是殷人宗教蒙昧风习影响宋人所致。最后本文初步认定《周南·汉广》可能是楚人招请汉水女神的祭歌,接着通过该诗并结合《九歌》去剖析楚人在宗教活动中、以情为人神感应介质而呈现出的奇诡特色,并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土著原始宗教文化的影响。     

唐初立法对死刑的限制

唐初的统治者奉行“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诸如：减少死刑条款的数目，简化死刑执行方式，减轻死罪量刑幅度，增设免死或缓决特例，确立“尚轻缓”的刑罚适用原则，严格死刑审判执行的程序，等等，对死刑的适用加以严格限制。     

初盛唐女性参政之文化影响

为研究初盛唐女性参与政治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初盛唐主要女性参政事件。研究认为长孙皇后以身份之尊影响朝政,对太宗朝谏诤风气的形成功莫大焉;武则天倡扬科举取士制度,影响了社会阶层之升降、变更和流通;上官婉儿身处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关键点,通过品评来称量天下,引领宫廷诗歌词气充盈、刚健开阔的审美追求。     

唐代诗人对商於古道的体验与书写

为梳理唐代诗人对商於古道的体验与书写,采用诗史互证和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唐代文人用诗歌记录了商山与丹江两岸道路的开凿及走向、沿途的关隘与驿站风俗与民情,讲述了古道的历史典故,印证了诗人们孤苦跋涉或者春风拂面的心路历程,使此道成为展示大唐文明心灵史的文化线路。     

论唐代的效力与罚镇刑

效力和罚镇是唐代出现的两种特殊处罚手段,是传统的发罪人为兵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效力主要作为刑罚程度上介于徒、流之间的一种刑罚手段适用,但在性质上又和流刑相似。罚镇在唐中后期基本上作为减死一等之刑罚适用,成为较效力重的刑罚手段。效力和罚镇在唐代的出现与流行有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则和唐代兵员长期不足有关。     

清朝死刑非正刑述评

有清一代 ,死刑正刑 ,分绞、斩两种 ,其非正刑主要有枭首、凌迟、戮尸等 ,尤为原始和残酷。非正刑主要针对最为危及清王朝统治之根基者 ,除以往公认的十恶不赦之徒外 ,还特别针对汉族士大夫 ,用来压制汉族知识分子 ,欲以严刑峻法来挽救其专制统治的垂死命运     

“辋川别业”不是园林

从陈铁民先生的现场求证和研究结果来看，唐代《辋川图》和《辋川诗》中的许多景点都不在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的范围之内。国内园林史学界将《辋川图》和《辋川诗》中的景点作为一个整体来证明“辋川别业”是“别墅园林”或“郊野园林”的证据并不能成立。该文通过对《辋川图》中“辋川居所”与城市园林在“私权边界”、“主人身份”以及周边“自然山水的人工因素”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提出王维的辋川别业和《辋川图》中的辋川居所不但在空间结构上与城市园林有着明显不同，在逻辑关系上也不应被划在园林的范畴之内。     

“孔庙世界”的存在本质

基于“孔庙世界”在根源的提问下成为一个学术上可以展开的议题,从孔子“祭如在”出发,通过诠释周濂溪、朱熹、黄干等对于孔庙与乡祠中祭祀先圣先贤的追问,认为对古圣先贤所书写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与圣贤在精神上“相通”,通过在孔庙、乡祠内对先儒圣贤牌位、画像或塑像的祭祀,用“道统”超越“血缘祭祀”的局限,实现与先圣先贤在“气”的“相感”。“孔庙世界”中的“祭如在”是将先圣先贤模仿为生者进行“致敬”“致孝”,将先圣与后学“共在”于“共在世界”。     

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

为研究生活书店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我国毒品犯罪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过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毒品犯罪案件在国内的大量存在、死刑核准权下放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重刑主义。要有效地抑制毒品案件中的死刑人数,就应当树立轻刑、慎刑思想,采用适用法律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充分发挥酌定情节的量刑作用,尽量以死缓制度代替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尤其要严格控制运输毒品罪中的死刑人数。     

我国死刑审判制度之检讨与重造

从现代司法程序原理的角度讲,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在设计上存在着不公开、单方控制以及形式化等机理性缺陷,从而造成了死刑复核程序的正当化难题.目前理论界对于死刑复核程序改革的研究缺乏一种总体上的理论进路和框架,研究具有分散性,结论缺乏系统性.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必须以正当程序理念为目标指引,在正当程序理念和制度框架内,探寻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变革的可行性方案.为此,必须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三审制改造,同时严格死刑案件的程序要件,以构建死刑案件审判的正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