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孔子时代的古释奠礼考释

"释奠"本是孔子之前便已存在的古礼,其成为"祭孔"礼之代称,乃是后来之事。自古籍经典文献中,可钩沉出前孔子时代释奠古礼之图廓大略。释奠礼乃是广义的总名,分言之则尚有"释菜"与"释币"。释奠礼重,故是大名;释菜则礼轻。"释奠"一词可以总称施于"学"中祭先圣、先师、先老之礼,尤其是"始立学"时。言释奠可以包含释菜,反之则否。古"释奠"礼有其变化之趋:自早期的"主兵"出征四方而至"主文"兴学设教;从早期之施设此礼的本质乃属非常时属性,到后来渐有常时行礼之属性。源于孔子之前的古"释奠"礼,真正被提升为国家级常设之礼,从而转变了其本为"非时而祭"的原初属性,乃是后世与祭孔礼联系的结果。     

代代相传：祭祖与祭孔的血缘性与非血缘性传统

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种传承,便是血缘性的传承,所谓天地之道肇端于夫妇,一阴一阳之谓道,便是指此。殷周以后,血缘成形为宗法制度,所蔚成之氏族、宗族、宗庙、祖庙、太庙等,都是以血缘性为基础的传承,这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中一条重要的主轴。另一条重要的主轴,形成较晚,从孔子开始。孔子被后世称之为素王、宣尼公、文宣王、尼父、大成至圣、先师,不论为公、为王、为圣、为师,为殷汤后、为文化垂统之征,都是指其在文化的周道既衰中,将文化的精义在授徒中传递下来,因而开启了一种中国式的非血缘性文化垂传授受之传统。而师生的传递是一种非血缘性的传承,师生关系便成为中国文化中文化性、精神性的一种特殊性格与结构。没有这种师生的学习与传授,中国文化便不会绵绵不绝、源远与流长。祖先与子孙,是血缘性的;而文化传递,却是师生的、非血缘性的。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近思录》之“录”与《传习录》之“录”

《近思录》与《传习录》皆是兴起于宋明理学中的思想传记类型的著作。一为“辑略”之新体 ,一为“记言”之变型。两者的差异 ,则可以自“录”字的再解读中 ,掌握住“文”与“言”的本性而得以进行区别。二《录》都企图在“当下即逝”的时间状态中 ,分由“文”与“言”的途径以进行“当下即是”的传道活动。二者一名“近思” ,一名“传习” ,同出于《论语》 ,反映了追随孔子的理想。但其同名为“录”及其何以为“录” ,则尚可探究。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孔庙世界”的存在本质

基于“孔庙世界”在根源的提问下成为一个学术上可以展开的议题,从孔子“祭如在”出发,通过诠释周濂溪、朱熹、黄干等对于孔庙与乡祠中祭祀先圣先贤的追问,认为对古圣先贤所书写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与圣贤在精神上“相通”,通过在孔庙、乡祠内对先儒圣贤牌位、画像或塑像的祭祀,用“道统”超越“血缘祭祀”的局限,实现与先圣先贤在“气”的“相感”。“孔庙世界”中的“祭如在”是将先圣先贤模仿为生者进行“致敬”“致孝”,将先圣与后学“共在”于“共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