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对高丽时期汉诗发展的影响

李白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影响高丽时期汉诗发展的中国著名诗人。本文从李白传奇式的经历、思想情操、崇高人格、以气为主的创作特点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等方面对高丽汉诗诗人的创作、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从而肯定李白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地位。     

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高丽前半期汉诗的盛唐精神意蕴

高丽前半期（918-1170）的汉诗诗人都没有个人文集留存下来,其少量作品主要依靠徐居正的《东文选》和崔滋的《补闲集》得以传世,有作品存世的作家也屈指可数。高丽前半期汉诗诗人身上所具有的亦官亦隐、乐观向上的盛唐精神特质对其汉诗创作的题材、意蕴产生极大影响。高丽前半期汉诗诗人所书写的亦官亦隐的人生体验中,既体现闲适淡泊的情韵,也体现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意蕴,这两者并不相悖,且共同演绎了高丽前半期汉诗诗人的盛世情怀及其汉诗的盛唐精神意蕴。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 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 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 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 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擅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 折射。     

河山万世同盟国,雨露三朝异姓王——朝鲜历代汉诗概观(2)

高丽王朝仿效中国开科取士，开办书院，复设国子监，派遣生徒留学中国，甚至规定文臣每月上诗三首，赋一篇，其汉文汉诗大为普及，存世的诗文集多达二百多种。高丽时代的诗社有“海左七贤”等，并称有“丽末三隐”等，最重要的诗人则是李奎报和李齐贤，一向被誉为高丽文学双璧。     

《土佐日记》的中国文学受容

开创平安假名日记文学先驱的《土佐日记》在修辞手法、词语的运用、汉诗及典故的改写与借用、汉诗意境的渗透与主题基调的铺陈等方面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张扬日本"国风文化"的同时,《土佐日记》也展示了其中国文学的受容面。     

域外汉诗:论郑梦周的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郑梦周是高丽后期著名的性理学家,又是著名的汉诗作家,他一生写了不少诗歌,《东文选》收有他的诗歌38首,现在对于其汉诗和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大都以使行诗为主,其实其诗歌创作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诗歌内容反映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性理学、中国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理解,语言使用上经常借用中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典故以及文人墨客的诗语,使自己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诗歌形象含蓄的艺术特点。这是中国古典文化在域外延伸的重要事实依据,也是世界汉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可谓在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20世纪中国诗论的一种独特声音－－于坚的诗歌理论述评

分析于坚诗歌理论的思想背景,指出其思想与20世纪人类优秀思想达成的沟通和交流。于坚诗学理论的核心是重建中国诗歌精神,于坚对诗歌的内容、意义、功能、诗人与读者的关系等诗学基本问题看法独到。于坚关于现代汉诗语言背后隐藏的暴力问题的反思和清理,是迄今为止关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问题最具个性化和深度的审视与言说,对体制化文学和文学接轨论的批判启人心智,同时指出于坚诗论由于喜欢使用宏大叙事而造成的表达漏洞。     

朝鲜文人对苏轼儒道释思想的接受与批判

随着宋朝与高丽的友好往来,苏轼儒道释兼容的思想随其诗文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文人不仅学习、模拟苏轼的创作,还十分关注他的三教融和思想,对其接受或批判.受武人执政和士祸震慑的文人能够接受苏轼儒道释兼容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使苏轼的精神世界更广博、生活更丰富,并愿意接受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而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一些性理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道释思想干扰了苏轼儒家思想的纯正性,影响了理想人格的形成和创作成就.朝鲜文人对苏轼复杂思想的接受与批判和对其文学的接受与批判相辅相成,也使得苏轼在朝鲜文人中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唐代古文学家独孤及的道家思想

独孤及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其散文创作是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作为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的古文家,其思想的主体是儒家思想,他又信仰禅宗北宗,同时他也是唐代科举制度史上惟一的一个以道举及第的士人。独孤及对道学的学习受时代的影响,其对道家生活方式的理解及《毘陵集》作品中的道家图像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     

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

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决定当代社会的走向,中国诗歌精神"诗言志"与主体意识保持着相关性,中国诗歌精神"兴观群怨"又与危机意识保持着相关性。主体意识的缺陷并不能完全依靠危机意识来补救,而中国诗歌所追求的诗化生活和天地精神,却能超越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轮替主宰的现代生活。中国诗歌是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类文化,它的思想价值应该重新被重视。     

论“水浒”人物的文化依存与命运走向

中国人的生存哲思主要由儒墨道法等相互吸纳、整合,及对外来佛教包容并内塑而构筑。儒、墨、法家是入世文化,分别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仕宦型文化与草莽（草根）型文化、统领型文化,《水浒传》中王伦、晁盖、宋江三任梁山泊主,依次对三种文化依存形态进行了相对封闭而又精微绝妙的集团运作演示,并最终在宋江招安的人生悲剧和以出世的鲁达、武松等为代表的由参佛悟道而捐弃归朝的结局比照中,形成对人置身乱世的普遍生存的深度文化思考,揭示出水浒塑造一百单八将的整体关联性。     

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性智慧

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性智慧体现在古典诗学的言说方式上,它基于古代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汉语语源,经验主义的想象之经、儒道佛的文化之维、古代封建帝制的现实之度构成中国古典诗学的生长土壤,因此它的语词体系源于经验主义的想象性造语逻辑;它的逻辑尺度和感性想象受主体自身的现实境遇影响,三者的关联构成中国古典诗学的历史情状,也表征其人类学...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