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的矛盾及其解决--兼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与制度设置及运用

诉讼中,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时常表现为此消彼长的二律背反关系。矛盾的焦点之一,在于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以及排除范围的大小。解决矛盾的良策之一,是合理设置并合理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充分兼顾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二者的内在价值,以利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二者尽可能共同实现。合理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容许价值大小判定上的相对自由,以便司法机关掌握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二者的适当平衡。     

德国搜查扣押制度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今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趋势必将是日益关注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德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特点是:建立在搜查扣押制度基础上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以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依据,以"证据禁止"理论为基础,在施行过程中以"法治国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判断之标准,并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但德国的司法设计和证据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效果。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以重构检察机关举证责任为视角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完善了证据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使整个案件的证据形成一套完备的刑事诉讼证据体系.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概念界定不明,且现行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未从实质上改变传统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检察机关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非法持有毒品案件的证明对象仍有待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方面亟需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对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提出具体的重构设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探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构造有两个层面：一是内在价值,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自身品格;二是外在价值,即规则作为达到良好结果的手段和目的的价值,又称工具价值。众多价值的冲突表现为：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实体正当与程序正当;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司法公正与刑事效益。对这些价值冲突实质的分析,有助于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影响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因素分析

刑事非法证据分为刑事非法言辞证据和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刑事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规则已成各国刑事诉讼法的通识,而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和命运.文章认为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实则是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分析

我国法律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相关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欠缺禁止非法证据的最重要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排除规则和制裁。因此,借鉴国外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完善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

近年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成为我国法学界的热点难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价值基础包括: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正当;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司法公正与刑事效益,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只有深入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价值基础,才能构建符合理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以查处职务犯罪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有两项重要功能:遏制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和保障刑事被告公平地受审,此两项功能可以带来诸多积极诉讼效益. 对于刑事程序而言,非法证据排除建立了一项重要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对于刑事证据而言,非法证据排除建立了一项重要的证据可采性标准.因而,非法证据排除早已被联合国司法文件及各国刑事诉讼立法所确立.在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尽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确立,但在司法运行中实际上被束之高阁,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探微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问题,不仅事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与落实,而且对整个刑事证据制度的建构有着重大的意义,因而历来为世人所关注.但鉴于当前我国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在非法证据证明责任问题上出现的诸多问题与不足,故而有必要对其加以进一步的研究,并以强化辩方的异议权和控方的证明责任为切入点,构建起完善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法律制度,以实现规范执法行为、保障基本人权的价值目标.     

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能有效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是实现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需要,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保证,是对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我国应当确立全面、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WTO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造

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离WTO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尚有相当的距离。从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即人权保障着眼,行政诉讼需提供具有完整性和实效性的权利救济制度;从行政诉讼的手段即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出发,其转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合法性”的丰富蕴涵。WTO规则在国内的实施,迫使我们建立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度,主要是建立两种可行的审查机制:一是推行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确立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二是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负责审查违宪或违法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     

非法诱惑侦查的认定与证明

基于“认定标准”与“证明制度”这两个维度检视国内和域外诱惑侦查制度，可以发现中国存在制度规范缺失、司法操作不力和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以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严重失衡。反观诱惑侦查理论和实践较为发达的域外法，其认定标准由单一主观标准或客观标准向混合的双重标准或分离的双重标准发展，并形成各自独有的证明模式。结合中国司法制度和实践，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以期抑制非法诱惑侦查:第一，破除传统的二分法模式，重新设置诱惑侦查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第二，解决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争议，确立主客观分离的双重审查标准；第三，量化分离式双重审查标准的认定要素，协调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四，纠正异化的证明责任分配，明确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法治视角下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明力探析

非法证据有无证明力 ,能否作为定案依据 ,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进程的加快 ,在我国法治化走向不可避免的态势下 ,非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研究亦应放在法治视角下进行 ,对非法证据价值的取舍 ,既关系到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 ,又关系到对不同诉讼理念的选择和对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 ,因此 ,必须从价值层面对非法证据予以剖析。     

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要件之批判

证据必须具备合法性要件是目前诉讼法学学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性结论,但对于合法性要件的具体内容,目前学界尚存在较大的分歧。从证据概念及证据的本源意义入手,从逻辑理论和实证分析两个视角对证据的合法性要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合法性不能成为证据的一个特征或构成要件,而是法官在某一事实材料已经成为某一案件的证据之后,综合案件内外各种因素进行价值选择和利益衡量,进而决定是否采纳该项证据的一种证据规则。法律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的主体、程序和手段等加以规定,仅仅是为了巩固其真实性、关联性,或为了保护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或基于其他价值考量,而对于证据本身,并不能用简单的合法或非法标准加以判断并进而肯定或否定其证据资格。否定证据的合法性要件不仅是理顺证据制度逻辑理论上的需要,也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负担加重的背景下提高其举证能力和法院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需要。     

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非法收集证据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其收集方法与手段均属违法。这种行为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实现司法公正的宏旨根本相悖。因此，非法收集的证据必须坚决予以排除，从而使法制建设健康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分析及构建

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效力,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近几年,学术界和司法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形成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有价值的建议。但少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和理论基础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章,对我国为什么要确立这一规则和确立什么样的规则还缺乏较为有针对性的研究。     

持有型犯罪的罪数认定疑难问题探究

引起广泛争议的是关于持有型犯罪的行为形式、主观构成和证明责任等问题,但是由于该类罪的特殊存在形态,致使其在罪数认定上表现出复杂性。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某特定物是为了实施其他后续犯罪时,以后续犯罪的预备犯处理;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某特定物是因为已经实施其他前继犯罪时,以前继犯罪的事后不可罚状态论。只有当司法机关难以证实前述情况时,才可以持有型犯罪一罪论处;当持有与任何前罪、后罪都不存在事实和逻辑上的关联时,可成立持有型犯罪与他罪的并罚数罪。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规则,如证明标准、证明对象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等在立法上付诸阙如,为司法实践操作带来一定困难.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是一种刑事特别程序,综合考量证明标准在调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目的中的重要杠杆作用,证明标准应限定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与“优势证据”之间,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事实”“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实质联系,举证责任分配可以考虑采取检察机关举证的一般原则和利害关系人举证的例外情况相结合.     

论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法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合法性应当成为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的构成要件之一.由于民事诉讼在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的承担及证据的采纳等方面都与刑事诉讼存在着显著的不同,所以,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就必然会作出与刑事诉讼有别的解释.这种解释更加宽松、灵活,体现了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规则整合各种价值目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