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学界有一种消解近代文学的意向,极不利于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因此,八十年的近代文学(18401919),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继续和尾声,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前奏和背景,它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建构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列宁语),这些"新的东西"既为古代文学所无,又对现当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对当代“女性文学史”写作格局的反思

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成潮流.现有的"女性文学史"版本从纵向来说.没有处理好立足于当下立场的女性"问题意识"与进入"历史现场"的文学史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说,没有处理好"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与文学特有的叙事形态的关系.因此,现有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格局需要重新设置.首先要调整写作立场,将"性别"问题与历史/文学史语境相结合,重新确立"女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其次要明确写作规范,将性别立场与文学的叙事特点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文本批评的作用.这样,性别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有效的交叉与互动,才能使得女性文学史真正确立起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早期女性文学史初探——以梁乙真为中心

本文以梁乙真的女性文学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早期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的特点及其时代意义.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和<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两部文学史具有较为为完整的结构叙述体系,而它们都基于"史料主义"进行叙述.虽然存在一些问题,梁乙真将女性的文学行为及作品视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对象,这是最值得关注的遗产.     

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比较文学系谱学建构的基本宗旨,就是对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起源、发展、演变加以系统的评述与研究,寻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并对中国比较文学加以定性和定位。在本文的比较文学系谱学体系建构中,比较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的"文学比较"、近代的"比较文学批评",现代由"文学批评"转换为"文学研究"并走向学科化;学科化之后又形成了三种学术形态: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形态,美国与苏联学派以理论研究与体系建构为宗旨的"文艺学"形态,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则超越学派畛域,形成"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文化形态。     

从“流派角度”来研究流派

一些流派兴起了,另一些流派消亡了。三十二年间(1917～1949年)此起彼伏的各种流派的交替更迭、兴衰存亡,使中国现代文学以生动活泼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因此,有人说,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各种文学流派消长起伏的历史。这种见解似乎也有道理,但是,流派研究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革命话语”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革命话语"在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合的过程中.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革命话语"在20世纪文学中经历了晚清梁启超"诗界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三个阶段。"革命"在成为文学重要主题内容之后,通过不断闪现的"话语"方式自足地完成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基点问题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格局,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时空背景中,将文学现象的描述与历史哲学的思辨结合起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崭新概念,并给以明确的质的规定,标明它如何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也想在这里探讨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品格及其走向世界文学的基点问题.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     

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着一个以本质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文学谱系学为方法论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通过对文学史史料的"组织"与"分配",从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中构筑起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这个知识共同体却因其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在建构文学史神话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迷思。     

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之接受与研究

以波德莱尔象征主义为代表的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学思潮,在我国很长一段时期被认为是“颓废文学”,但事实上它们开启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且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和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曲折的过程,对它的再思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     

"文体三变说":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

南朝沈约的"文体三变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基本而且是唯一具有完全方法论意义的文学史论述模式.历代理论家依此模式创造出唐文三变说、唐诗三变说、宋文三变说、宋诗三变说、宋词三变说、古今诗三变说、元文三变说、元诗三变说、明文三变说、明诗三变说、清诗三变说等论述."文体三变说"有着深刻的哲学和民族心理文化依据.此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开辟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的论述方法.当代的文学史书写应当借鉴、吸收这份理论遗产.     

边地:一个新的文化空间的理论视野——对1919—1949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构想

倡导生态文明的21世纪,保持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是构建文化中国的生态理念,这一理念反映到文学史上则是努力建构多元一体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章从文化中国的立场出发,试图说明"边地"这个文化概念,突出"边地文学"的文学吏研究价值,重申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在大文学观的生态视野下对补充和调整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格局提出新的构想.     

因“裁”施教——“外国文学史”教学初探

注重知识传授的传统的＂外国文学史＂教学模式忽视了对学生阅读文本的要求,因此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阅读文本的兴趣就成了当务之急。传统的教学对诗歌、戏剧、小说等不同体裁作品都采取同一个模式,应从不同的文学体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入手,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学生的文学能力与人文素养。     

论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份与创作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基本生存状态,所以他们的身份是为官的"士大夫"。正因为这个身份,他们的创作就难免受其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跟他们"士大夫"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从此主旨出发,选取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几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来讨论,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以往被人忽略的一些东西。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诗歌作为一种“刺点体裁”

"刺点"是巴尔特去世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明室》中提出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在摄影中,延续的文本形成"展面",其任务是凸显作品中最具有震撼力的"刺点"。此理论可以用来审视我们文化中的整个文本体裁系列:大量的散文作品(散文等实指体裁,小说等虚构体裁)构成了文学体裁系列的"展面",而诗歌是文学文本体裁系列中的"刺点体裁"。所有的散文体裁,有体裁的定义边界和写法规范,诗歌实际上不可定义,冲破规范,创造新的语言形式,就成为诗歌永无定义的定义;诗歌的这些"刺点"特征,是以文学中所有的实用文体和虚构文体作为"展面"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诗歌应该永远是文学实践中的标出项。     

“民国”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民国视野"的出现,不仅有重要的史学意义,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史学上,民国在时间上的确定性,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断代考察的可能;作为一种用"空间"结构文学史的新范型,可以帮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到正常的时空结构之中;而作为一个中性历史空间,可以避免"现代"抽象空间对"人"和"文学"丰富性的压制,从而可以最大可能彰显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丰富性。作为一种"方法"的存在,"民国"为文学史研究加入了"空间"维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丰富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