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侠情"的一代宗师——读徐斯年《王度庐评传》

中国武侠小说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北派五大家",其中,王度庐被誉为"悲剧侠情"的一代宗师.2005年12月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斯年教授所著<王度庐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即致力于在整理王度庐小说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探讨其小说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魅力,详述了王度庐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背景.<评传>中把王度庐的小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悲剧侠情小说",一类是社会言情小说.王度庐在创作时,两类小说经常同时进行,徐斯年称他是一位善于"两手分用"、"左右开弓"的作家.<评传>对王度庐小说的评价主要集中于两点:悲剧精神和叙事艺术.     

文言小说标目对古典小说回目的催生

文言小说的通俗化引起了文言小说标目方式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从唐代的<唐国史补>开始,经<云溪友议>与<鉴诫录>,直到宋代的<青琐高议>与<绿窗新话>,才开始出现"类回目"式的标目,并在叙事文学系统内部对后世古典小说回目具有示范导源之功.     

论1902-1911年间晚清小说期刊中的插图——以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为例

晚清至民国初年,小说创作和小说杂志都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而此时小说杂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附有图片.通过对<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这四大小说杂志中的插图作抽样分析,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即外国题材图片多,尤其外国作家艺术家人像多,中国报刊初创期的不规范也带来一些当时特有的现象,图片数量或多或少毫无规律,杂志内容与图片没有关系.     

《玉台新咏》编者和编纂时间再探讨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者,章培恒先生认为是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撰录"、徐陵作序.徐陵<玉台新咏序>记载此书收录"往世名篇,当今巧制",但唐人所见原本<玉台新咏>于陈代只收录徐陵一人诗作;如果为张丽华所撰录,理应编于陈后主至德以后,且收入陈代几次影响较大的文会诗作.所以,此书绝不可能为张丽华编纂,当是徐陵编于梁代.<玉台新咏>的编纂与宫体的发展壮大有密切关系.宫体得名之后在梁代的发展当以大同中期为界,此前为宫体与京城各种文风融合期,此后为宫体兴盛期.李康成<玉台后集>和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在宫体兴盛期.今本题名刘肃著的<大唐新语>虽可能为明人伪作,但其中关于<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记载与李康成说法一致,应接近历史真实.从徐陵仕历来看,<玉台新咏>当编于梁代大同六年至大同十二年.     

新小说“新”在哪里？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认为,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将是能够表现20世纪时代特征的新小说.新小说的"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注重写物、迷宫式的情节、零度写作与读者参与.新小说派作家对现实、物化、以及主观性和客观性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新小说从它诞生之初就有人宣告它的死亡,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新小说派作家却仍然在创作…….     

历代序跋论《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自明代较为广泛流传,其历代序跋多从正面论述<玉台新咏>的价值,人们把<玉台新咏>与<文选>做出比较,讨论<玉台新咏>是否"发乎情,止乎礼义",并又多肯定<玉台新咏>的文学史意义及其作品的艺术性,对<玉台新咏>作品做出印象式、形象式评价.     

《木兰花慢》疑案补说

顾随的一阕<木兰花慢>本为题咏<红楼梦>之作,其中"巨人"当指鲁迅与毛泽东,他们在顾随填词之前都曾高度评价过曹雪芹及其小说.原有的诠释认为.顾词下半截乃夸赞<红楼梦新证>,却毫无根据,漏洞百出,那显然是错误的.学界目前对这桩疑案的反应,表明大家对学术不端行为痛心疾首,对学风不正现状忧心忡忡.     

文章憎命达:再议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遭遇

瞿佑创作于明初的<剪灯新话>,是中国历史上在东亚最具有跨国界影响力的古典小说集之一.它从15世纪起就开始风行于韩国,后来也一直在日本、越南盛传,惟独在中国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淹没.<剪灯新话>多以元明之际的战乱纪实、文人罹祸和儿女情恋(人鬼恋)为主题,这类主题使它在韩国、日本与越南得到令人惊异的接受:那里的读者普遍欣赏瞿佑的"故事"情节和"话语"方式,许多作家因此受到启发而把<剪灯新话>视为小说创作的最高典范,更为重要的是,它流行于这些国家正处于内战或这样的黑暗时代之后.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及其特殊的文学风格与时代潮流相背离,<剪灯新话>在中国却经历了长期被禁的命运.审视<剪灯新话>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极为不同的接受史,可以了解文学作品的独特命运与其作者遭遇、政治涵义的关联,并进一步意识到"跨国界"文学史的多层意义.     

对新固定资产准则的学习与理解

新固定资产准则在原<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固定资产>修改的基础上颁布的,新准则与原准则相比,在定义、计量、折旧的计提方法、预计净残的计量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企业的当期利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新旧固定资产准则的变化及其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

潘之恒的<亘史>是凌濛初白话小说集"两拍"的主要蓝本之一.明天启七年(1626)冬,凌濛初因参与选评<鸾啸小品>而接触了潘之恒的全部遗稿,获得<亘史>原本已有但汇刻时未曾缀入的"谭部"与已曾刊行的"侠部"、"艳部"及"外篇"中的部分篇目,并于该年冬以其为基础编成白话小说,收入<拍案惊奇>;数年后,又利用余下的资料编成部分作品,收入<二刻拍案惊奇>.在现存世刊刻最早而卷帙不及原书十分之一的明天启六年鸾啸轩汇刻本<亘史>中,我们仍能发现一些作品被"两拍"用作蓝本的证据.     

从《新小说》创刊号延期管窥“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梁启超从邂逅《佳人奇遇》开始,就发现政治小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于是逐步进行小说界革命的预前酝酿。而《新小说》杂志无疑是其践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但《新小说》创刊号的发行,就经历了颇多波折,由此也可管窥到小说界革命发起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偶然。     

试论新时期“存在主义文学”和“新小说”评介中的本土意识

新时期的“存在主义文学”和“新小说”的评介中都体现出本土意识。对这两类文本的评介说明，生活在一定文化背景中的人总是会形成特定的文化意识，这种意识会影响到评介；本土意识内涵中的小说审美意识对评介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本土意识的本土化特征和兼容性特征在两类文本评介中都有所体现。在特定的条件下，接受过程中本土意识中的某方面主导作用会凸现出来；同时文学评介的本土意识对评介文本的接受者是客现存在的。     

新历史小说的命名焦虑

中国当代的＂新历史小说＂经历了一个有着诸多争议的命名阶段,即便到了今天,对各种名称使用的随意性依然充斥在有关的评论中,尤其是众人对中国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混淆往往令大量的争议显得似是而非。在这一文学现象的背后,折射出来的往往是中国学者们在西方强势理论话语面前的自卑感与焦灼心态。     

论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颠覆与重构

新历史小说擅长制造某种虚拟性甚至是荒谬的历史故事情节,把某类特定人群的"关系"的演变指定为社会形态变迁的标志以表现文化、人性与生存范畴中的"历史",用欲望化、偶然化、神秘化的历史去重构为个体所认可的历史图景。     

《新青年》舆论空间中的“女性解放”

"娜拉"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的显赫位置,与其最初的传播载体《新青年》杂志是绝对分不开的。该文将回到《新青年》现场,论述女性解放话语在《新青年》所创造的舆论空间中的展开情况。女子问题与对于家庭—宗法制度的全面批判,有着密切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女性解放话语兴起的特殊背景。女性解放话语在酝酿、延展的同时,被愈益引向知识分子启蒙规划的方向。     

20世纪初报章新小说的新旧之辨

20世纪初的报章新小说具有突破中国古典小说的新姿态：从文学总体结构的边缘移位至中心,倡导语体革新,主张俗语白话为文,由无关宏旨的审美消闲转向追求启蒙救亡的宏大叙事,呈现出探寻存在、自我超越和筹划未来的现代性精神。但在倾斜向政治的文学场中,小说存在生命意识被群体想像遮蔽、叙述者主观态度过度张扬和审美现代性被剥离等局限,使之在小说革新的实验场中驻足,未能抵达现代小说的行列。     

论《新青年》杂志促成“文学革命”之功

五四“文学革命”在《新青年》杂志酝酿、萌发、壮大,并最终取得胜利,得益于其强大的传媒鼓动和社会召集作用。它具体表现在：巧妙的编辑策略引发了“文学革命”的话题;文艺栏与编读互动栏目的成功设置推进了文学创作实践;独特的运作机制与营销模式有效地扩大了“文学革命”的社会影响。     

点击2004年大陆新武侠:小说原创

2004年大陆新武侠在小说原创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今古传奇·武侠版》、《白桦林·新武侠》、《湖北画报·奇幻》、《科幻世界·奇幻版》、《武侠故事》等期刊为阵地,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2004 年大陆新武侠文坛的成就,昭示着以中国先进文化为指导的中国大陆武侠文学与通俗小说的繁盛。     

晚清“新小说”之先声——读《清末时新小说集》

晚清新小说的起始,一直以来都以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为开端,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创作提供了主要阵地。对于小说社会价值的认定也是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据。《清末时新小说》的问世,为晚清新小说的起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实证。拉开晚清新小说序幕的当是傅兰雅所倡导的《清末时新小说》。     

"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出版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出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左翼文学出版基本上还是承续五四新文学出版的传统;"杂志年"现象的形成与新文学的多元发展互为推动;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则表明新文学终于由先锋性、革命性走向了常态的文学主流的大众化。这种阶段性特征昭示出,新文学只有作为现代出版体制下文学生产的积极因素,从而为出版业带来一定物质动力的时候,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才算真正取得了胜利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