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济道派考论

灵济道派是明初在皇室的直接扶植下而形成的一个新道派,它源于对灵济真君的信仰,本文在学术界首次使用＂灵济道派＂的概念,并从宗教的基本要素入手,梳理灵济道派形成的历史脉络。     

竟陵派钟谭韵文用韵所反映的明代天门方音特点

当代汉语音韵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方言研究相结合。文章以明代竟陵派代表钟惺、谭元春的韵文为研究对象,运用韵文用韵研究法,以《广韵》音系及明代通语韵系做参照系,联系现代天门方言,分析出明代天门方音的如下特点:"in、 n"与"i 、e "不分;"i"与" 、 "有分离趋势;入声韵尾处于数而合一的发展阶段。     

徽商兴衰原因探析

徽州商帮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于清代后期逐渐衰落解体,历经四百余年。其发展历经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它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本文以徽商发展脉络为线,以其所经营的盐、典、木、茶四大宗（主要是盐业和茶业）为例,探讨其兴衰原因,以期对当今徽州乃至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也谈吴江派

吴江派是明代曲坛上与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相对立的一派,在明代曲坛和后代曲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关于吴江派产生过程、曲论特点等问题,学术界早有详细评介,本文仅想就吴江派产生的背景,声势影响和吴江派产生后的理论发展问题略谈点个人看法。吴江派的正式产生是以沈璟和汤显祖形成公开争论为标志的。沈璟(1533—1610),字伯英,号宁庵,又号词隐,江苏吴江人,故将以他为首的此派称为吴江派。沈璟论曲,主张恪守声律,“宁协律而词不工,读     

明代文学社群类型及其文坛嬗变

明代活跃于文坛的文学社群主要为诗社和文社.明万历以前主要为诗社,明万历以后主要为文社,天启四年应社的成立则标志着文坛诗社的衰落与文社的兴起.明代初年的文人结社比较冷清,较为著名的社群仅有高启的北郭十友诗社、孙（黄）广东南园前五子诗社、林鸿闽中十子社等,社群文人多追求“汉魏盛唐”的“道劲”文风,以改变元末纤弱文风.自明天顺以后,社会变得稳定,经济开始繁荣,到嘉、隆之际,社会发展至鼎盛.这一阶段的诗社没有了明初的隐逸色彩,怡情养性的怡老色彩增加,社内诗歌创作活动成为致仕官员和其他高年文人士大夫悠游林下以终老的消遣方式,怡老性诗社变得十分盛行.从明代中叶的嘉靖年间起,至明万历初年,怡老性诗社仍然盛行文坛,纯粹之诗社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开始崛起文坛,并参与文坛论争,其门户观念增强.纯粹之诗社以明万历二十年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期.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等复古派人物在明万历二十年前后相继去世,代表新思潮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于是年中进士.明万历二十年成为“复古”旧思潮衰落与“创新”新思潮兴起的分水岭.以万历二十年为界,前期以后七子诗社余波为主,后期主要以公安派结社为主.受李贽狂禅思想影响,以怡老为目的的诗社不再活跃文坛,代之而起的是具有狂浪色彩的豪饮“酒社”和避世色彩的宗教“禅社”.他们多立帜标新,宛然以一个“改革家”的姿态强调文学的独创精神,甚而把复古派诗社成员也拉入“革新派”社群中进行“思想改造”,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接纳一切可以接纳之成员.在公安派诸子广结诗社盛行文坛之时,文社却作为明万历间不受重视的另类社群悄然兴起,但与诗社相比,文社仍然处于发展过程.明天启四年文坛发生巨大变化,先是竟陵派领袖钟惺被劾归乡,其次是应社?     

明代前中期诸帝崇道浅析

中国道教发展至明代,面临一个重大转折点,即以明中叶为分界线,其前中期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余势(继宋元以来),而后期则转入衰落阶段。其原因很多,除因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增长,封建社会进入末世,依附它的道教必然随之衰落外,明代前中期和后期帝王对道教的态度有很大不同,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明前中期诸帝大都崇道,故道教在此时期能保持一定的发展余势;而后期诸帝则取轻视抑制态度,故道教在此后急遽衰落。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神权必须服从于皇权,任何宗教能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立足与发展,皇帝的支持与否起着重要的作用。明代道教发展之所以有前后期的不同,实由于此。本文就是探讨在明前中期道教是如何在明室支持下获得微弱发展的。     

闲逸清俊的文人画——明代的绘画

明代绘画在沿袭宋元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明时期特有的风貌,明代画风迭变,传统的人物画、山水面、花鸟画盛行,特别是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成就显著,另外,民间绘画,尤其是版画,至明末呈现繁盛局血,明代画派繁兴,前期有戴进,吴伟创立的浙派;至成化、嘉靖前后,崛起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派:后期.又有董其吕为代表的松江派等等,其中,“吴门四家”声势煊赫.在明代绘画史上的影响最大。     

"道情"小释

“道情”是唐宋以降以道教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一种说唱艺术。道情由道教走向民间,其体制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对道情产生时间的判断,应以不同的类型体制为准则。道情从东汉的“道歌”到宋代的所谓类似“鼓子词”的说唱艺术,一直到明代才产生真正以讲述道教故事为主的叙事体和道情剧。所以,从作为一种说唱形式而言,“曲辞道情”应是唐代产生的,而作为叙事意义上的道情则是从明代才开始的。从发生学意义而言,唐代尊崇道教,《九真》、《承天》等宫廷道乐的产生对“道情”的孕育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唐代沿袭历代郊庙制度,民间…     

明代中后期天师道世俗化与民间化探析

明中叶以降,社会政治环境对于道教是不利的,道教的衰落趋势难以阻挡,天师道的发展趋势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道教的宗教活动变成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力逐渐深入社会下层,向民间普及;明代道教俗神庞杂多样;道教经典的解读趋于通俗化。     

从郑善夫的文学演变认识阳明心学对明代中晚期文坛的影响

阳明心学是兴起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文人深受影响,因此改变了对人生和文学的看法。不同于之后的唐宋派、性灵派作家,此时的文人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没有形成全新的文学派别、文学观念,然而他们在思想和文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性灵派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     

瓦氏夫人班师考

明代嘉靖时,广西田州土官壮族女首领瓦氏夫人率田州壮族狼兵,奉调赴浙江沿海抗击倭寇。嘉靖三十三年从广西梧州出发,嘉靖三十四年班师回桂。本文依据史料就瓦氏夫人班师的原因略作考论。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

两汉德制,曾经历过准火德制———水德制———土德制———火德制的变化过程。《后汉书》所记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始正火德”事,向来被注家认为是汉朝实行火德制的开端,古今鲜有异辞。该文以无可置疑的史实证明,光武帝并非汉朝火德制的始作佣者;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而火德制亦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4年)取代了土德制。所谓“始正火德”,是针对新莽的土德“伪统”而言的,意为东汉始循西汉传统,以火德制为正统制度。     

再论“满俊事件”

成化年间发生的“满俊事件”对明中后期政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文章从明代文献对土达的记载入手，就满俊事件的原因、结果及明廷对土达的安抚及由此而引起的对固原边备的政策调整等事宜进行了考论。     

总集纂集与群体风貌 --论孙默及其《国朝名家诗馀》

孙默在康熙年间刊刻的《国朝名家诗馀》是清代第一个大型词总集。它体现了明代词风的延续,显示了当时词坛活动的连续性,和《倚声初集》一起成为一时双璧。围绕在孙默周围的是一个阵容庞大、影响力多向渗透的群体。他们或为被选之词人,或为选者和圈点者,或为作评者,造成了浩大的声势。他们的理论主张对后世多有启发,而孙默本人的词学修养也在这样的活动中有所体现。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论海盐腔的起源及在南戏发展中的地位

文章在南戏起源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有关海盐腔的创始人或腔调来源的重要史料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现存史料关于海盐腔来源最重要的两条表述——元代姚桐寿《乐郊私语》和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涉及的唱曲方式,仅是宋元文人词唱或乐府曲唱方式,是一种文人"雅唱";而南戏的起源是民间的"俚唱"或"俗唱"。海盐腔是两者融合的产物。它是在明代民间戏曲蓬勃发展过程中,文人濡染、参与和推动南戏改革的结果。     

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

辽道宗、天祚帝执政的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秋冬春三季酷寒多雪,土地沙化严重,狂风沙暴天气增多.所有这些,除正史文献有少量记述外,此间使辽的北宋使臣在其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均有较多的形象描述.援引宋人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的相关记述,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或可拓展一条研究辽代环境史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