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理论关怀与小说批判》

路文彬在其《理论关怀与小说评判》（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版）一书的后记中如是说道：“现在我们的文坛迫切需要的既不是什么作家，也非什么学者，而只是一个真正懂得如何热爱文学的人。”在我看来，《理论关怀与小说评判》却正是一个学者兼作家——而且是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学者兼作家的文学批评集。更为重要和可贵的是，     

从《尤利西斯》看意识流小说的艺术特征

意识流小说使用第一人称的“内心独自”“自由联想”手法,让“作家退出小说”,让读者直接面对书中人物,并采用时空错乱的立体结构,作家的意识由客观时间转向主观时间。这些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和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很大的意义,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正是由于合理地使用了这些技巧,才使得其成为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认识和深化——鲁迅小说艺术发展探索之二

鲁迅的小说,就艺术上说,从《呐喊》到《彷徨》是一个发展。比较这两本小说集,鲁迅两次谈到《彷徨》比《呐喊》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成熟的经验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典型化技巧的角度作过探讨;鲁迅还说过,《彷徨》的小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可见从借鉴外国作家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所周知,对于外国艺术遗产的学习和借鉴,鲁迅发表过著名的“拿来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长期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全部经历和作品都说明着他拿来了什么,吸收了什么和抛弃了什么。作为创作重要部分的小说,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外国小说艺术的借鉴,就是从敢于“拿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到博采众长、“脱离”具体作家的具体影响,到完全“独立”、创造出自己的崭新的艺术形式,这个过程正可以看出是对于“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试图对这一过程作粗略的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意识流”的剥离与发展——新时期小说心理描写之我见

歌德曾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东西方文化交流大大扩充了我国作家的文学视野。新时期小说创作明显地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许多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借鉴了四方文学,包括现代派文学的某些表现手法和技巧,如意识流、象征、表现、荒诞、黑色幽默等,丰富了自己的表现手段。其中,最盛行的是“意识流”(这里指形式技巧,不是指流派,作为流派,它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已不复存在了)。对于“意识流”的借鉴,毁誉不一。笔者认为,既然是借鉴和探索,成功者固然可喜,简单的模仿和照搬也在所难免,不必大加挞伐。倘若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总结那些成功的经验,实事求是地吸收一切对我们真正有用的外国的东西,对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方方爱情题材小说的诗意追求

方方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其作品并非都是客观地原生态地反映现实,“零度情感”地观照生活.在其系列爱情题材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小说“诗意”的追求,这种“诗意”主要表现在小说中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具有象征性和丰富涵义的意象的选用、人物形象的简化以及语言的诗化等方面.     

论张承志、张炜及阿来小说的诗意叙事

诗和小说在叙述上是相通的。“二张”和阿来以诗人的气质进行小说创作,让诗和小说达到了灵与肉的真正统一。他们对民间文化的熟稔加强了这种融合,其小说的诗意叙事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神,换言之,诗人的梦想在小说中得以实现。3位作家通过不同的意象进行艺术构思,让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诗意氛围里得以拓展。     

"发现"与"追思"--论张炜小说中"个体"存在的意义

张炜是新时期最为重要的小说作家之一 ,在其小说创作中对于人的“个体”存在意义的发现和肯定贯彻始终 ,在封建文化的阴霾中闪露出对于“个体”价值的呼唤 ,在集体主义的时代氛围中凸显个体的存在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迷幛中认识到个体价值被解构的困惑 ,这些都折射出张炜小说对于“个体”价值存在丰富而深刻的思想 ,是他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侧面     

传统文化立场上的书写与言说 --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论之四

当代作家常常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选择、淘洗与磨练小说语言。传统文化精神对于作家的文学观念、美学风格、审美理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并直接作用于他们小说语言的选择。儒家的“经世致用”与修身养性促使作家们形成小说创作的史诗情结,主宰着他们选择适合于史诗叙事的小说语言形态;佛家特有的思维方式给当代作家以极大的启发,使小说语言显得更加空灵而富有诗意;道家的思想文化诱使小说语言“返朴归真”;同时,传统艺术促成小说的写景状物偏重白描与散点透视。作家到传统文化中淘洗自己的小说语言,务必要得到现代思想意识的烛照和其他文化的观照。     

具有深刻思想的艺术品——约翰·契弗和他的《住在郊区的丈夫》

当我们把眼光落在美国当代文坛上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约翰·契弗(Jphncheever1912—1982)和他的作品。这并不是因为约翰·契弗是“神童”式的人物,十六岁就发表小说;也不是因为他是“当代最红的两个小说家”之一,屡次得到各种奖(诸如“全国图书奖”,“美国文学艺术院霍威尔小说奖章”“普利彻奖”等);更不是因为他有一顶“美国的契诃夫”的耀眼的桂冠。这些都只是作家创作生涯中的一些外在的东西,不能成为吸引我们研究、评价作家的主要因素。一个作家的真正的业绩在于他对他所处的时代是否作了独特的反映,较之前辈他为读者是否作出了新的独特的贡献。那些过誉之词或皮相的譬喻,非但不能给作者带来光彩,反而会妨碍人们对他作深入的研究,抹杀他独具的特点。如将约翰·契弗与契诃夫仅作简单的类比,是难以说明什么的。     

世俗人生的日常书写——论池莉小说创作

池莉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世俗化特征十分显著。她的小说对市井故事的偏爱,对社会转型期大众心理的细微精确的把握,写作时采取的平民视角,以及对生活点滴的惊人的观察与把握能力,使她的小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毛茸茸”的质感,展现了生活混沌的本相。池莉的小说是现代生活存在困境的镜像写作,借之可以透视作家对于生存困境的思索。在对市民生活的仿真式生态记录中蕴含着作家对“彼岸”世界的悲剧消解和对平民人生生存哲学的肯定。     

有岛武郎的创作观及小说《叶子》

有岛武郎是日本“白桦”派的代表作家,但他的视野已远远超出了“白桦”派的创作思想范畴,他倡导的新理想“一元生活论”和“本能生活论”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注重理智、循规蹈矩、排除热情、禁忌欲望的基督教上层社会。作家通过小说《叶子》,对当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充分地体现了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目前学术界对于《叶子》（又名《一个女人》）这部作品的优美的语言技巧、“梦幻”的描写、“叶子之死”的评论较多,但是对于作家的新理想主义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于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评论也不多见,对此,文章试图通过对《叶子》这部作品的分析,从作家的新理想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来透视作家的思想及创作观。      

论哈代和福克纳小说的乡土意识

哈代和福克纳都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文坛巨匠,他们饱蘸着一腔热情,建构了“威塞克斯小说”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在作家所处的年代里,他们的家乡正经历着历史和文化的变革,乡土文化正承受着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这使作家陷入了文化和生存的困境之中,他们祈盼着和谐的乡土文化的回归,在作品中渗透着浓重的乡土意识。     

域外文学“体验”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影响

域外文学对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并非单纯的阅读经历,而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透过日积月累的域外文学“体验”,逐渐形成“俄苏体验”“美国体验”和“日本体验”三大谱系,其中又以“俄苏体验”最为显著。俄苏文学激活了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革命想象,不仅茅盾、蒋光慈、王统照、丁玲等既成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而且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叶紫、艾芜等新进作家也明显受到俄苏文学的熏染,从而充分显露出“俄苏体验”所引发的创作效应。在为数众多的美国左翼文学家中,单纯从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辛克莱之右,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都受到辛克莱的影响,在他们创作的左翼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印迹。在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留日学生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于留学其他国家者而言成为左翼作家的数量最多,由此也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域外文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启示以完成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创建,由此也使得中国左翼乡土小说与世界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从而成为国际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父子关系的描写看柳青的创作角度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曾说:“对于艺术事业,‘怎么写’这个问题比‘写什么’更为重要”。这就是说,作家面对选择的题材,从什么角度入手,用何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往往最能显示出一个作家的艺术独创性、创作个性和艺术功力。古今中外有经验的作家,在他构思写作的时候,是非常重视“怎么写”这个问题的。尤其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如何设置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于能否深刻地反映小说所要描绘的社会生活内容,对于能否充分地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国当代作家柳青的创作实践,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经验。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得以成功,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形象塑造能得到人们的称道,可以说无不与作家设置梁家父子“继     

浅谈鲁迅小说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鲁迅是“五四”时期较早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作家。他的小说《呐喊》、《彷徨》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 ,体现了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严肃思考。鲁迅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冷静的审视态度。在小说里 ,他对于受尽侮辱、损害的女性给予深切的同情 ,但从不因同情而涂上理想的色彩 ,而是重在揭示中国女性“不争”的一面 ,直视她们自觉的奴性意识及种种病态行为、心理 ,极力倡扬中国女性应有清醒的反抗意识 ,渴望她们从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理规范的重重束缚中挣脱出来 ,将天性中的“母性”与“妻性”完美结合 ,升华为一种善与美的力量 ,结束病态而又不幸的人生 ,成为真正有价值的人 ,成为真正的女人。     

“心底的神话”

一位作家对于自己写作的定位,决定了他对于小说艺术探索的限度。吕幼安说：“我的小说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写给朋友们看的。”这个目标决定了他不可能是先锋派,他追求的是写给大多数的读者看。无论哪一种写作,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满足于写作者心灵需求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正因为如此,吕幼安又说：“小说是诞生于作者心底的神话,是作者的一种内心情景。”他在这里强调了一个事实,无论文本的表现形式如何,作家描写的其实都是他的内心生活。     

人工合成的“纯文学”——重返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

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经历了一个“去粗存精”的人为筛选过程.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当时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根据特定历史语境需要而人为建构起的“文学史共识”.先锋作家们的自我确立意识和寄生性写作姿态及其与上海“新潮批评圈子”的共谋关系,使得“先锋小说”日趋统一和规整.“先锋小说”在文学史上获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在悄然建立新的话语霸权.现在的文学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先锋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趣味和评价标准建构起来的.     

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以色列建国后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内容上看,现代希伯来文学更多表现犹太人在传统与现代、本体文明与外在同化相互纠葛之间的内在心灵冲突。近半个世纪以来,活跃在文坛上的以色列作家主要有“本土作家”、“新浪潮”作家及其之后出现的第三代以色列作家。在我国,对于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译介始于“五四”前后,当下的情况是,小说、诗歌等文类的作品逐步得到译介,对于现代希伯来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也正在起步。     

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接地气的“乡土”作家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现代主义文学的作品和理论也纷纷涌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许多作家开始学习借鉴现代主义文学。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创造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对于1980年代的“先锋”作家有着巨大的影响,余华、苏童、格非等主要作家从中吸取了荒诞、变形、虚构等多种元素。人们对于兴起于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有着各种的质疑和批评,其中主要是指责他们在形式上缺乏艺术的原创性。但是莫言是一个成功的转型者,在转型的同时他融入了一些“乡土”成分,成功地把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历史融合在一起。     

略论艾芜的“流浪汉”小说及其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艾芜是30年代初期崛起于文坛的左翼青年作家。他的以《南行记》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流浪汉”文学走向了成熟。活跃在他作品中的那些风姿独特、色彩鲜亮的漂泊者们,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真正的流浪汉形象。同时,这些作品及人物形象,也构成了艾芜小说创作的基本特色之一。在欧美文学发展史上,描写流浪者的文学,是许多作家取之不尽的丰富的创作题材之一,从十六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成功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到20世纪高尔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