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创作“神奇现实”的归位——罗伟章“三史”研究

“三史”需作为互文本体系来读,他们具有现实主义基础与现代主义技法的融合,并引发对“神奇的现实”命题的重新审视。“三史”的根基首先是现实主义的,“神奇”既是“现实”的一部分,从创作设计来说更是对“现实”本质特征的点睛之笔。罗伟章的“神奇现实”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路径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理解不同,具有拉美作家“神奇现实”本意的回归,也是“神奇现实”在新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中的再出发。     

论新时期 “新潮编辑”群体的形成及影响

“新潮编辑”群体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助推力.它的形成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和历史背景;它发掘、培植了一批文学新生力量;它和“新潮作家”、“新潮批评家”一同促进了文学形式变革的完成并影响了先锋文学的走向.     

萨特与新时期文学中“人”的发现与重构

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最具影响的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之一,萨特存在主义哲学首先启迪和深化了70年代末以来文学表现人生和自我的发展情状,特别是促进了"先锋派"文学"自我"表现的转型;其次,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标榜"新写实"、"新生代"和"晚生代"的一批作家先后登上文坛,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萨特话语的中国转化.由于时代氛围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80、90年代作家对萨特存在主义话语的文学解读和叙述方式有着很大不同,这意味着在萨特影响下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人"的观念已经走向重构.     

先锋文学“死亡”之思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并非中国文化自我逻辑发展的产物。它严重地打上了西方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的烙印 ,因此它没有西方文化之根 ,与西方先锋文学特征大相径庭。同时 ,它又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厚涵养 ,在移植西方文化参照中国文化时 ,它们不可能走入正轨 ,相反却面临没有根基的虚无。既不被西方的“先锋”概念所容纳 ,又不被中国文化所认同 ,因此它便只有死路一条。     

论湖北的"类先锋"作家及其创作

现实主义是湖北的主流文学形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文学对湖北文学的影响尽管有限却也是存在的,湖北文坛出现了一些逸出现实主义传统和规范之外的作家,如方方、陈应松、刘继明、张执浩、李修文、苏瓷瓷等,他们既坚守了湖北文学的特色和传统,也兼具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胸怀,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向现代主义--先锋文学开放与包容,在艺术形态上呈现出更丰富而驳杂的色彩.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的30、40年代中国小说

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具体考察了 3 0年代中国现代派小说所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影响。 40年代 ,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压倒一切 ,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渐次消退 ,现代主义作为流派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已经不可能存在 ,但是有些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较深的作家 ,在他 (她 )们的小说创作中仍然表现出较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色 ,主要是张爱玲、钱钟书、徐皊等     

人工合成的“纯文学”——重返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

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经历了一个“去粗存精”的人为筛选过程.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当时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根据特定历史语境需要而人为建构起的“文学史共识”.先锋作家们的自我确立意识和寄生性写作姿态及其与上海“新潮批评圈子”的共谋关系,使得“先锋小说”日趋统一和规整.“先锋小说”在文学史上获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在悄然建立新的话语霸权.现在的文学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先锋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趣味和评价标准建构起来的.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但在 80～ 90年代的文学中 ,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 ,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另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 :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 ;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 ,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从“存在主义”到“先锋小说”

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对西方文化思潮的接受,会发现经历过“文革”硝烟、思想稍稍解放的中国人和感受过“二战”炮火、被现代科技文明“异化”的西方人,对现代社会的“个人性”焦虑感同身受。从“存在”到“先锋”,反映出的是中国先锋小说家对现代性危机的感悟,代表了一代文学青年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语境中的艰难思考和审美态度。由于存在主义的影响和渗透,中国的先锋小说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特质。     

从先锋写作到现代写实--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写作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余华由先锋写作向现代写实的转型,其意义并非在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是先锋文学在危机之中通过向写实靠拢进行的自我救赎,而是标志了以余华为代表的中国先锋作家的初步成熟,他们从西方外来影响下走出来,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写作。     

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颓废性”嬗变

“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在接受现代主义时表现出明显的“浪漫化”倾向,注重反传统、重个性的先锋精神,并对其寄予启蒙大众、引领人生的“厚望”。“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诉求发生了由文化启蒙向社会革命的转变。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现代主义逐渐被左翼文艺界指称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艺术,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反面。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颓废性”嬗变,既有社会现实的外在因素,也有艺术自身的内部原因,更与这一时期俄、日激进文艺思潮及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影响密不可分。     

从先锋写作到现代写实——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写作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余华由先锋写作向现代写实的转型,其意义并非在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是先锋文学在危机之中通过向写实靠拢进行的自我救赎,而是标志了以余华为代表的中国先锋作家的初步成熟,他们从西方外来影响下走出来,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写作.     

“内化”中的“缝隙”——从1950年代文学谈文学建制和文学转型

文学建制是指文学的生产、消费空间,即有作者和编者（生产者）、读者（消费者）及其公共空间（发表刊物、出版机构、图书市场、流通资金、典律体系等）组成的文学运行机制。文学建制的演变,往往是文学转型的极限,意味着一种新文学重塑的开始。但文学建制的变化具有“内化性”,即文学建制并不只是由政治、经济等有形资本可以“掌控”的作家“身份”、读者“需求”等因素决定,还有更多精神渗透性的因素以其“内化性’’的力量影响着文学建制。195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文学建制的变化,就需要从其“内化性”展开分析,从而把握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转型的实质性内容。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建构民族的“超现实”艺术世界——二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和命运

在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中,我经历了一番“认同危机”后,终于顿悟到:建构民族的“超现实”的艺术世界,是迈向21世纪文学的必由之路。 1 新文学史表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作家在努力介绍引进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的同时,也曾热切地向西方求助“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可是,所产生的作品,却与欧洲“现代主义”前卫人士激进的潮流不同,虽然中国作家意欲和西方潮流并驾齐驱,但他们的作品所印证的,仍是19世纪欧洲文学的缩影。诚然,不同文化在任何状况下接触,都可能发生“自然时差”的现象。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它暗示了意义深远的文化差异,以及不同文化在不同阶段中呈现的“现代风”所具的多义性。众所周知,在19世纪西方文明的舞     

论中国先锋小说与英国实验主义小说

中国先锋小说明显地受着西方实验主义小说的影响 ,与英国的实验主义小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曾因其先锋性而倍受瞩目。 80年代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传入是中国先锋小说得以生长的潜在背景 ,80年代后期商业主义浪潮的冲击对先锋小说家们产生了深刻影响 ,先锋小说冲破了旧的文学框框 ,为中国文坛开辟了新的审美领地     

从“九叶”成员到“脱颖而出” ——1979—1993年穆旦诗歌接受史

作为新诗史上的经典诗人,穆旦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现象与时代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治因素、传统诗歌观念、读者接受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囿限之下,穆旦诗歌的个体性与现代性价值遭到抑制和遮蔽,穆旦诗歌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艰难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文学语境的变换与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型,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和地位逐渐得到学界的接受与认可,其本人也从“九叶派”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诗人。     

民族性的发掘、阐扬和批判──寻根小说与魔幻现实主义

８０年代中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寻根小说，表现出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似的民族文化危机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作品都着重对民族特性进行了发掘、阐扬和批判。寻根小说明显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启迪和影响。但寻根小说存在既排斥西方文化又模仿魔幻现实主义，既否定“五·四”文学传统又不自觉地回归“五·四”文学传统等矛盾。魔幻现实主义和寻根小说的经验表明，民族性不排斥向外借鉴，民族性并不是死守传统的保守性。     

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与20世纪80—90年代,其中出现过两大批评范式,即心理学批评范式与政治批评范式。心理学批评范式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时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潮流。新中国早期,文艺批评界将英美乃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一律贬斥为“反动”、“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批评范式由此诞生,并出现了第一次范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爆发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论争是两种批评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所表现出的公开对立状态,而90年代批评界“话语上的改口”是第二次范式转型的标志。在两次范式转型过程中,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与“话语平移”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当下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评价的“合法化”状态,是学术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