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对当前宏观经济影响的测度——基于FAVAR模型的分析

从中国宏观数据中萃取十个主因子,并结合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采用FAVAR模型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第一、二、三产业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额等变量有不同的影响。面对当前的形式,我国政府要有所侧重地考虑货币政策的运用。     

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加速器框架下的DSGE模型研究

为研究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文章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引入工资加成冲击、通胀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投资冲击、政府购买冲击、偏好冲击、金融扩散冲击和生产率冲击,利用2001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采用贝叶斯推断方法估计DSGE模型,比较了金融加速器存在与否、不同杠杆率和利率市场化三种情况下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下,各种冲击放大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扩散冲击解释了内生变量扰动的绝大部分信息;与杠杆率为1.5和2.5时相比,当杠杆率为2时,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利率市场化以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扩散冲击间接影响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而言,内生变量均遵循类似驼峰状的轨迹,其中以劳动供给和投资影响最大,金融扩散冲击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供给影响较大.因此,给出去杠杆化要有一定的缓冲期、不断深化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四个政策建议,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优度量指标

使用基于VAR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与方差分解方法,比较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基础货币、金融机构信贷总额、货币供应量M1和M2对实际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总额以及物价水平的预测能力.又利用脉冲响应分析,讨论M1和M2的作用方向是否符合理论预期.最后汇总比较指标的预测能力以及实际经济效果,以甄别确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优度量指标.结论是:货币供应量等数量指标比利率指标更适合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度量指标;在研究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消费、投资和产出)的作用时,M2是最优的货币政策度量指标;在研究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时,M1是最优的货币政策度量指标.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分析

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必须是能被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对经济的调控正由直接方式向间接方式转变,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信贷政策、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外汇市场的调控.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仍存在以下问题:信贷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准备金率影响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公开市场业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汇率制度影响了外汇操作工具的运用;非市场化利率影响利率调整工具的效果.文章指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     

货币政策理论及其政策效力的实证分析

以利率为标的的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杠杆.199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七次下调利率,但分析结果表明,利率下调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消费、储蓄、投资对利率变动均无弹性.作者在对现代西方货币政策进行探索的基础上,从市场主体角度对我国利率下调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发达的货币市场和有效的金融机制基础上,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通道、汇率通道、非货币性资产通道和信贷传播通道四条途径影响宏观经济总量。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说明中国由于信贷管理体制、利率管制、金融市场不完善、微观经济主体非市场化运作等方面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阻滞作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不能有效地指导实体经济,进而对疏导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提出对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通货紧缩

本文主要从储蓄、投资、融资机制等方面,分析了通货紧缩时期,中央政府几次调低利率却对社会投资和需求刺激不力以及经济增长不明显的原因.针对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的原因,提出了当前解决通货紧缩应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     

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效应弱化的原因

为了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探寻目前利率传导机制效果弱化的原因很有必要。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还处于初步阶段,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无法使利率大幅度下降,且由于银行贷款供给和利率呈正相关关系以及我国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对利率不敏感这两个因素,使得利率下降未必会引起实际投资和消费提高,所以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效应较低。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基于经济周期视角

运用2003—2019年宏观季度数据,构建随机波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分阶段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存在非对称影响效果。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消费、经济产出和价格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消费和经济产出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呈现正向但影响强度显著降低。从时间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价格水平的作用时间较短,对投资、消费和经济产出的影响在中长期持续存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货币政策自身对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控效力,因此,中央银行应把握货币政策调整节奏,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保障货币政策调控有效。     

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于2015年9月发布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第十九次预测。预测显示,2015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可望企稳,预计全年增速7.10%,CPI增幅1.62%。受政策红利释放缓慢及结构调整的影响,2016年GDP增速将略有下降,CPI增幅则有所上升。课题组模拟了利率市场化的宏观效应,指出完成利率市场化将以有限的代价改善经济结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测算了中国至2050年的潜在增速,发现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三产效率提升、人力资本培育可以提高长期潜在增速。课题组建议:稳增长政策应适应新的潜在增速,保持灵活性与一致性;通过利率市场化、配套财税政策和放开管制领域,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三产效率,既可避免结构性减速又能促进居民增收;加速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式增长:一个逻辑框架

在梳理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和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增长的三个重要逻辑：激励相容、分工深化和干中学。分析表明,这三个逻辑能较好地解释中国的高增长过程,特别是能说明快速的工业化和规模经济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也提出以上的增长逻辑,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虽然同样适用,但使用的策略和方法需要变化,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管理如何合理定位,经济发展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等问题的解决。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现状和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3种形式创新出发,考察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算了不同形式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得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间接效应驱动了制造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驱动制造业升级,而投资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并无显著作用。     

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践经验与面临的挑战

文章通过对中国对外援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沿革的回顾,说明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脉络与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历史沿革紧密相连,援外实践也在过去5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展干预为特点的支持性援助体系,为有效帮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的模式。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发展援助方式的变化,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形式、援外管理体系以及与西方社会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合作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中国民间投资发展特点、经验教训及展望——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间投资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国家建设发展历程,民营经济与民间投资功不可没。文章回顾了我国民间投资70年来的发展足迹,将民间投资过程分为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从中分析民间投资的发展特点、汲取民间投资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民间投资发展作出总结,并结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为我国民间投资发展之路提供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发展现实及政策思考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信息产业和提高国家的信息化水平。信息产业方面,近十年来,中国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呈增长之势;电信业务收入增长较快,网络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电信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水平较低。数字经济发展给中国信息产业带来机遇和挑战,也暴露出信息产业在满足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方面存在不足。信息化方面,工业软件与工业互联网正在交汇融合,工业互联网领域出现全新的商业模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数字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规模扩大,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已经形成;大数据环境下,中国信息化发展依然存在短板和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未来,中国需要加快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产业产品和设备能效;突破工业软件行业技术瓶颈,加快实现软件迭代、算法改进和技术升级;优化信息产业布局,加快建设信息产业集群,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加强信息产业技术和产能的国际合作,构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     

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路径演化识别——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

基于1980-2016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度电力消费数据,采用H-P滤波技术对中国电力消费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轨迹进行刻画,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n）-AR（p）]模型分析中国电力消费周期在各区制间的动态转移过程,识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路径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5年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区制分布情况。研究发现:（1）中国电力消费增长率的波动程度自2003年明显缩窄,且从2007年开始进入下行周期。（2）中国电力消费周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易向着其收缩期和扩张期跨越。且中国电力消费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年份往往对应着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趋缓的大环境。（3）2014-2015年中国电力消费向其收缩期转移的迹象明显,但预测结果表明,未来5年中国电力消费整体上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析

摘要：随着中国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世界奢侈品的追求也越来越多，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奢侈品的集散地。这种情况的发 生是由于我国生产环节出现了供给与需求不相符的现象，即生产的相对落后与需求的提升不相适应 。这种状况严重地打击 着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因此，供给侧问题的研究成为 了关系到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走向。通过唯物辩证法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析，为今后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可 行化建议。     

外部融资方式、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

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小企业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我国创新水平的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以2011-2018年72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规模和效率两个角度测量了金融发展,本文分析其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外部融资方式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间接金融效率的发展有效促进了研发投入的提高;直接金融的发展没能发挥显著影响。外部融资方式方面,债权融资会削弱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股权融资的作用因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不同。本研究为推进中小企业创新,促进金融结构优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中国对RCEP成员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贸易效率与潜力研究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市场化阶段,RCEP成员国将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增量市场。在分析中国对RCEP国家新能源汽车出口情况的基础上,选取2012~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得到中国对RCEP国家的出口效率及出口潜力。结果表明：RCEP成员国经济规模、双方人口规模、共同语言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有正向影响;成员国班轮航运连接水平、政府监管质量和非关税措施等改善会促进贸易效率水平的提高;中国对RCEP各成员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效率逐年提高,但成员国之间存在异质性,与越南、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出口效率较高;中国新能源汽车贸易极具潜力的RCEP成员国市场是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