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以国家经济主权为视角

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生物海盗"现象严重损害了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家经济主权是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也是承认国家经济主权的必然结论.在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上否认或不当限制国家经济主权会加重"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损害资源国的国家利益,也会损害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     

生物遗传资源法律保护的多元路径

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作为一种决定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性要素与战略性资源,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尽快研究对策对其加强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已经毋庸置疑。鉴于生物遗传资源问题的复杂性,任何一项单独的机制可能都不足以对其进行充分保护,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应采取多元路径,整合采用知识产权、特别权利、合同约定、事先知情同意、习惯法、集体主义方法论等,以综合发挥他们的优势和作用。     

遗传资源的权属问题研究

遗传资源蕴涵的巨大经济价值引发权属之争,遗传资源的归属在国际上仍有争议。解决权属之争要理清的核心问题是:拥有遗传资源意味着什么、如何确定遗传资源的归属,以及多个主体怎样同时拥有遗传资源。遗传资源的价值在于遗传信息,拥有遗传资源不同于拥有遗传材料,拥有生物品种者拥有遗传资源;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驯化品种的遗传资源归驯化人所有,野生品种的遗传资源归生物自然栖息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享有。多人可以共有遗传资源。国家有权事先审查遗传资源的获取是否侵犯了遗传资源所有人的权利、是否损害了国家公共利益。     

遗传资源财产权的经济学分析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是目前规范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最重要的两大国际性法律文件,《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了遗传资源的主权原则,《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确认了农民权的原则,但它们均未授予国家对遗传资源的财产权。这使得遗传资源在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寻租成本以及保护成本过高。因此,应通过制度创新,确立遗传资源财产权来保护遗传资源。     

遗传资源财产权法律逻辑诠释——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中心

<生物多样性公约>建构了以遗传资源利益分享权为支点的遗传资源财产权.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遗传资源财产权,内蕴着从遗传资源所有权递进到遗传资源特别财产权利的法律逻辑,隐藏着遗传资源所有权和遗传资源特别财产权利的内涵.遗传资源特别财产权利,为我国制定遗传资源(财产权)保护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提供了私权保障.     

现代化进程中的遗传资源及其内涵

遗传资源是生态文明的演进之源,并已成为后TRIPS时代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托。然而,当前的遗传资源却面临着锐减与流失危险,前景堪忧。为了对遗传资源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有必要采取遗传材料+传统知识的结合方式,对遗传资源的内涵作界定。如此,更有利于使遗传资源保护真正落到实处,能够有效避免遗传材料保护因欠缺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的方法保障而沦为空中楼阁。     

论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

国际上围绕着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益争夺异常激烈,也引发了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尖锐的矛盾.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应该是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活动的并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准则.因此,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遗传资源国际保护法律规范,提炼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对于提高各国共识,减少生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矛盾至关重要.     

农民权和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关系探析

随着世界各国对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措施不断的深入研究,农民权本质及涉及的相关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内容.将农民权纳入专利体系下的先用权范围内,立法确认农民权制度、建立农家管理保护模式和设置国家与群体农民组成的共‘同监管机构,是分析当地农民和国家在保护及分享开发生物与遗传资源中的相互依托关系、兼顾各方实际惠益分配关系的有效切入点.     

论生物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法律性质

生物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是生物学、法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新生事物,随着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协同发展,它已经全面进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然而国际上和各国对于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法律调整还处于空白状态。对此,一种观点认为,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应被定性为遗传资源,进而可以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来加以保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并非《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中的遗传资源,不适用该两项公约调整。基于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生物信息学分析以及对国际法律规范的解读,可以发现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在性质上属于遗传资源,可适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从而终结其法律调整的空白状态。国内亦需完善相关立法,加强对遗传信息的保护。     

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权的博弈合作——以新冠肺炎防治中医药的保护为例

传统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传统医药的商业价值不断被发现的进程中，生物盗版行为越演越烈。传统医药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性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大部分传统医药无法适用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各国确立了遗传资源权，许多无法适用知识产权的传统医药可成为遗传资源权的客体。为实现传统医药全面保护的同时促进医药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权博弈合作是有效途径。明确遗传资源权的在先权利地位，实现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权博弈之间的实质正义，以在先权利为基础强化来源披露和知情同意制度，基于遗传资源权复合权利主体构建惠益分享，以国家公权力实现传统医药利用的后续跟踪保障，实现传统医药的有效保护。     

利用《专利法》促进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体系松散且缺漏，但是，2008年第三次修订后的《专利法》确立了申请专利中的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和审查机制，我们可以也应该利用《专利法》确立的制度，借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保护机制和印度遗传资源保护的实践经验，促进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广西产业技术进步和信息化建设

通过研究广西产业技术进步的社会充分性和影响广西产业技术进步的内、外部因素 ,优先加强信息化建设是广西能够充分发挥后进优势、解决发展“瓶颈”、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     

民族地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典型案例研究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是国际法、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环境与发展等领域新兴的热点。我国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非常丰富,尤其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大量农作物和畜禽地方品种,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权属不明,缺乏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以合同为主要方式的共同商定条件存在弊端,惠益形式相对单一,我们应加大投入,持续开展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研究和评价;尽快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和利用。     

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的实现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是指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特定的区域和其他区域相比较在文化资源、产业基础、技术支撑、市场环境、以及政策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有利的条件、因素和活动过程。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的机制中,文化产业资源的开发、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是最关键的环节。只有充分发挥各个环节和因素的比较优势,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比较优势才能得以实现。     

比较优势与农业产业结构提升

资源禀赋决定一国应按比较优势进口相应稀缺的资源，出口相应丰富的资源，从而利于一国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实现社会福利的增加。中国农业改革进行到今天，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使中国农业面临一条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道路：按照比较优势利用国际贸易，实现本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转换，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     

黄山旅游发展的竞争优势分析

长期以来，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指导旅游业发展的理论基石，很明显，黄山市的资源比较优势是十分突出的。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仅仅考虑资源比较优势而忽视其他能力的开发和培养，是不全面不科学的。     

如何看待国际分工理论的回归现象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我国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在国际贸易战略上,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比较优势不一定成为竞争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视质量和效益的国际贸易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比较优势上,而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开发党的执政资源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物质资源、信仰资源、权力资源和合法性资源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性资源,是我们党执政的必要资源支撑。理论资源、组织资源、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群众资源是我们党特有的优势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对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效能至关重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还需要拓展网络资源、人才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国际资源。     

论福建科学发展的集聚优势新思维

长期以来,中国有不少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强调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然而,如今简单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正在遭受日益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国家和区域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进步,必须跨越比较优势、转向集聚优势.对于福建而言,应根据实际情况努力集聚五大优势、着力提升集聚优势能力、打造集聚场效应,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开发优势转化机制研究

区域文化产业资源是产业开发的源头和基础,区域文化产业开发的过程就是如何将文化产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的过程。从文化产业资源到文化产业开发需要经历两个过程的转化:一是从文化产业资源优势向文化商品生产优势的转化;二是文化商品生产优势向文化产业开发优势的转化。文化产业资源优势向文化商品生产优势转化,是通过直接参与文化生产及文化产业资源资本化两种形式实现的;文化商品生产优势向文化产业开发优势的转化则必须经过规模生产、链条化生产和集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