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民族形式”的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文艺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转向

近年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作为当代中国文艺学和美学"文化研究转向"的一次尝试,应当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其中媒体的参与对于论争本身的普及化功不可没,而西方理论的引入和质疑话语蜂起,也使它不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的"审美文化"话题.但是,即便今天回顾这场余波未消的论争,可以发现个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撇开传统,奢谈创新,是不是终将成为镜花水月一类东西?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两种启蒙话语的对立与冲突——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现代性价值观的思想差异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思想论争,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     

从语言变迁看权势转移——鲁迅晚期杂文中对20世纪30年代文化复古思潮的话语分析

在鲁迅的晚期杂文中,有一批直接针对20世纪30年代文化复古思潮而精心撰写的批评文字,其叙述方式和言说策略,迥异予以往杂文的创作思路,颇有特色.在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文人何以隐隐都有一种复古倾向时,鲁迅一般先从语言分析入手,以解析当时较流行的"文言复兴"话题为基础,运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巧来剖解文本及其裂隙,经由语言这个媒介,去探索语言主体在语言裂隙中所呈现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鲁迅从语言的变迁中看到了"权势"的转移,发现了这种压迫机制产生的秘密方式,并用自己的杂文同参与生产这种压迫机制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师长)开展论争.     

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本文认为 ,2 0世纪 3 0年代中国文学论争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 ,政治化思维在论争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论文通过分析 3 0年代重要文学论争中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 ,特别是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 ,以及这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和以什么方式 ,最终支配着文学论争的过程与结果 ,由此不仅突现了 3 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特征 ,而且多少找到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     

对学术论争的一点浅见

20年前理论界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争的主要根由 ,是周扬同志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索》的报告引起的。尽管当时绝大多数听众和读者都一致称赞这是个有理论深度的好报告 ,但有关方面还是将这一学术论争作为政治问题对待了。今天对这类问题应当引以为鉴。在学术论争中 ,应切忌将学术问题政治化 ,切忌对学术论争作政治干预 ,反对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大批判”做法 ,不要以势压人、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也许有了 2 0年前那场争论的教训 ,此后 ,这样的政治干预少多了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气之争”——兼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本解读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者严肃的思想理论争鸣,论争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不同主张和不同努力方向。这些问题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却由于政治禁锢长期得不到深入探讨。而在政治束缚解除之后,在公共文化空间,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全面反转倾向。这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实质上更多的是由长期政治高压造成的被压抑情绪的宣泄。思维方式是政治平反式的。前几年围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撤出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起的热议,尤其网络上关于鲁迅、梁实秋评价的反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舆论同情梁实秋,贬损鲁迅,这对于过去意识形态压制下将敌对阶级简单否定、甚至是恶意丑化来说,是被压抑情绪的释放,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从鲁迅这方面来说,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利用的政治绑架,无论如何都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的阉割,同时也是对其真正的思想影响力的封锁。因而,这种反转从重新思考历史角度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此导致忽视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满足于对某些历史性论断作出相反结论,并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话语专制,目前并未引起足够认识。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问题上,避免非历史的反思历史倾向,重新细读鲁迅、梁实秋的文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论争.第一次论争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论争主要围绕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第二次论争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论争的焦点在于市场化改革到底姓"资"还是姓"社"这一问题;第三次论争发生在2004～2006年间,论争的重点在于改革的成败得失问题.在这几次论争中,改革派最终取得了上风,使改革开放得以持续推进.这些论争归根结底是意识形态的论争,核心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起因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妙结合.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意识流文学”论争对“新时期”批评话语转型的贡献

中国“新时期”初出现的“意识流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使得采用在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学思路,以政治话语去为其进行合法性辩护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为“意识流小说”出场进行的辩护最终转换成了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共同参与的学术建构活动.尽管最初参与论争的人政治诉求与学术诉求常常相互纠结,学术话语的使用同时也是为政治立场辩护的策略性选择,但随着论争的展开,后来的学者更多地被学术话题本身吸引.这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用学术话语置换政治话语的一次重要尝试,对当代文学研究者学术意识的回归与学术身份的确立都有重要贡献.     

政治与艺术夹缝中的呻吟与挣扎——关于“十七年”戏曲论争的思考

"十七年"有关戏曲的学术论争或非学术批判,是当代戏曲史研究的重要一翼,正确梳理和评说这些论争或批判的背景与特点,对于保护和发展戏曲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传统文化,既有理论的必要性,又有实践的紧迫性。     

卢梭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兼论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一定程度上也是西学东渐之后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发展史。在近代中国的救亡背景下,浪漫主义思潮被赋予了浓烈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功能指向,被改造为颠覆主义和理想主义;审美领域的浪漫主义缺少自足性和独立性,浪漫主义文艺只是途径,政治变革才是真正的旨归。对于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关于卢梭的论争,也应从这一文化视角进行重新审视。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1919年,胡适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长期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本文从论争双方对"问题"性质的界定、解决"问题"方法、"主义"的两面性即理论与实际两个不同层面以及"问题"与"主义"的孰先孰后等方面对9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想学术脉络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展开,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自五四至今,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和主义旗帜的探索,实际上从未停止。本文认为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的论说有失偏颇,认为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有待挖掘。本文还从今天中国现实出发,指出重新思考"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     

西南研究答问录

[简介]西南研究是自<史记>以来学术与政治关注的核心话题,也是人类学引进中国后学术界不断论争的场域,嵌入了帝国、边疆、国家、区域等各具张力的命题与意识形态视野.本文由两位长期从事西南区域学术思想史的学者的问答构成,通过反思与对话重温和讨论了与人类学的西南研究相关的人际、观念与范式等诸多问题.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写作背景牵涉中共纠正"左联"排斥"同路人"的关门主义态度,也牵涉"第三种人"论争和"左联"的内部矛盾,尤其突出的是冯雪峰和周扬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与"左联"理论家对苏汶的批评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可以展示鲁迅在论争中不同的立场。再将鲁迅的这个立场跟"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一对比,则苏汶显然并非"同路人",而鲁迅才是真正的"同路人"。     

城市经验与1920年代中期鲁迅杂文的流变

北京的“空间政治”与现代新知识人之间的关系给了鲁迅特有的城市经验,其从两方面影响了1920年代中期鲁迅杂文的流变.一是坚定了鲁迅的杂文话语选择,他以对《新青年》批判性话语的坚持去颠覆权力与现代知识者共谋的话语场;二是鲁迅在杂文中增加了对现代知识分子持续进行批判的新主题,同时形成了其杂文的“韧性精神”.     

学术的浮沉与学者的角色定位——以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言说方式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保持着密切联系,自有思想史、学术史价值,这变化中又隐含着研究者不变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研究者借助研究对象参与到时代思想、文化大潮中,隐含着潜在的政治与事功诉求;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观念、方式几经调整,但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始终保留泛政治化特征,体现一代中国学人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中国学人积极的事功心态和非学术本位的学术观念,在周作人研究中有迹可寻,二者学术研究中隐含的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与偏颇,体现的乃是一代中国学人的文化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