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区习仲勋的人权保障思想与实践

习仲勋的陕甘边区人权保障思想与实践包括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人身权利四个方面。在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区人民群众积极参政议政、开展生产劳动、享受文化教育,同时享有生命安全和个人尊严的保证。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推动了陕甘边区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陕甘宁边区人口概述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为了适应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针对当时边区人口数量少,素质低下以及分布不均衡的实际状况,采取了一系列诸如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推广医药卫生合作制、保护妇女儿童;招徕安置外来难民,有组织进行边区内部移民;大力发展边区文化教育等有效的措施,来增加人口区各总量,提高人口素质。经过几年的努力,使边区的人口状况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给边条战线带来蓬勃生机。     

论陕甘宁边区婚俗改革与妇女地位的转变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进入边区,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边区政府制定了一些新的法规,尤其是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自由、文明、平等的婚姻观念逐步为边区人民所接受,人们摈弃了旧式的封建婚姻习俗,建立了新的、平等的男女婚姻关系。陕甘宁边区的婚姻风俗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风俗的改变为新中国婚姻法的制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晋察冀边区的文学期刊

晋察冀边区的文学期刊,在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配合着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植根在人民生活的沃土里,从生活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养科,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党的阳光照耀,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欣欣向荣地向着新的方向迈进,展示了边区人民对于抗战文化工作的热潮,反映了边区创建和发展初期的艰苦斗争的姿态。     

论抗战时期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和鼓动下,大批聚集在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以各类学校、研究机构为依托,系统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其中,以王学文、王思华和何干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立足于边区抗战、革命的具体实际,研究并致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经济政策,指导了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的展开,不仅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而且与政治层面相互配合、互为支撑,不断深化着抗战建国的实践主题。     

陕甘宁边区自然辩证法研究概况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克服边区物质生活资料的严重困难,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加速发展,党中央在延安曾经发出“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的战斗号令,领导边区人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十分重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延安《解放日报》广告经营理念与广告特色分析

延安《解放日报》登有大量广告,这些广告反映和记录了当时特殊条件下边区政府和人民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体现了注重社会效益、服务政治大局的经营理念,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解放区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

文化的整合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维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与创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用正确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科学的评价;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深层机制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大力加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推进文化创新、不断提高在世界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结合的重要途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女性文化教育

［摘要］抗战时期为了改变边区农村女性落后的文化状态，提高她们的日常文化水平与对抗战政治文化的认同，中共在边区展开了农村女性的文化教育运动。通过运动，中共成功地将性别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整合了边区农村女性社会力量，巩固与加强了边区的抗战力量。     

民主宪政的楷模──简析抗日边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两次历史性的挫折后，在抗日边区提出了民主、团结、抗战的口号，继承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指导下，结合边区的实际，提出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思想，并付诸实施。它的实施揭露了国民党假宪政的欺骗，树立了真正民主宪政的榜样；增加了人民的民主政治意识，推动了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从实践上完善了新民主主义民主宪政的思想，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探析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观既强调社会存在对政治文化的决定作用,又突出显示了政治文化的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既强调其扎根于实践的科学性,又突出其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治价值性,它的形成既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这一社会实践基础上,又是其被人民逐渐接受的社会化过程。     

浅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人权保障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进行了保障"人民之权"的人权保障实践,把争取生存权作为边区人民的首要人权;边区人民不仅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还享有广泛的经济文化权利,同时享有广泛的社会保障。边区政府的人权保障具有广泛性、真实性、阶级性、统一性等特点,并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民主政治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党领导下的边区抗日民主政权要想在日、伪、顽强敌围攻之中建立、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实行抗日民主政治,真正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这样才能团结边区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立于不败之地。为此,党在边区开展了以普选、“三三制”政权建设和人民议政为主要内容的广泛深入的人民民主运动,建立健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治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并由此实现了党对边区和全国抗战的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扫盲工作——为国际扫盲年而作

陕甘宁边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的扫盲活动,是以识字为中心,辅以时事政治、生产常识、卫生常识宣传的一种教育;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最主要的内容.它在边区教育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边区文教工作的重心之一,一直受到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抗战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国防教育”体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3至34页)要求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等社会教育活动,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与民族觉悟,为抗战服务.在这一教育总方针的指引下,边区政府针对当时边区文化落后,文盲达90%以上,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且还存在许多的落后的封建习俗的现实,明确提出:“要以极大力量来推行深入广泛的社会教育——利用群众生产之暇,给以     

论邓小平的政治价值观

邓小平的政治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中进行国家政治活动的行动指南。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革命与文化：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中的军民关系

川滇黔边区的革命斗争是红军长征史上的辉煌篇章，而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是川滇黔边区革命斗争实践的群众文化产物。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用艺术形式反映了红军是边区人民革命觉悟提升的引路人，揭示了军民鱼水情深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基石，诠释了边区人民的利益是红军革命斗争的价值诉求。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传承和弘扬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蕴含的革命精神。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原因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摧残人权的种种罪行,有效地同国民党进行争民主的政治斗争;为了消除边区的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不良影响,更好地巩固和建设边区;为了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造就一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盟友,陕甘宁边区政府一方面领导边区军民英勇抗敌,另一方面又在边区实行维护和保障“人民之人权”,从而使这块抗日根据地的人权状况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好的,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     

论萧楚女的文艺社会学思想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萧楚女的文艺思想不仅体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维度,而且显示了知识与伦理相统一的社会学维度。萧楚女反对脱离社会的文学;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艺术和文化理论;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辨证法。他的文艺社会学思想有利于我们厘清文艺与政治、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试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陕北匪患

陕北土匪抢劫烧杀群众,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边区基层政府的建设,严重影响陕甘宁边区的稳定和发展。灾荒、战乱、部分哥老会反动分子的存在是陕北匪患产生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边区政府采取了军事清剿、法律制裁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消除了陕北匪患,稳定了边区的社会秩序,使边区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试论陕甘宁边区新旧文化“对话性”特征

新生文化对旧有文化的改造贯穿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陕甘宁边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田”,其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造旧有文化是边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新生文化采取以退求进、协商对话的方式,剔除旧有文化中的陈腐因素,与新生文化很好地融合,并获得新生.陕甘宁边区新旧文化“对话”机制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积弊重重的边区社会为旧有文化提供了生存基础.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局部执政过程中积极克服“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同边区旧有文化开展广泛“对话”,并将“对话”机制应用于法制建设、群众路线以及社会改造三方面工作中,收效显著.由此可见,这一“对话”机制既是改造旧有文化的正确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