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现行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研究?

自从确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中国扶贫体制机制经历了快速创新和转型,2016年以来大范围地进入实践操作。目前,精准扶贫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体制和各级政府合力攻坚、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以及广泛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精准扶贫机制被概括为六个方面,分别致力于解决精准性问题和（或）攻坚克难问题。对照脱贫攻坚需要,精准扶贫体制机制与现实需要还有诸多脱节、不适和不完善之处,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论文进而从修补现行贫困识别机制、落实和强化县为主体的脱贫责任制、理顺和完善脱贫机制、保障直接扶贫开发人力投入、补偿相对贫困群体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生存型共享与精准扶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首要问题是深入脱贫攻坚,实现最低层次的共享,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最低层级的生存型共享有着特殊的结构特征,不仅是一种基于最低层次的吃穿住行共享和医疗、养老保障共享,而且在主体上强调覆盖全体贫困户,行为上突出贫者自立和共建共享;由于贫困户可分成“五保户”、“低保户”、“扶持低保户”和扶持户四种类型,也就相应形成了社会兜底型、低保型、扶贫低保结合型和扶贫型四种生存型共享类型,因而精准扶贫就出现了不同的组合策略与模式:即早期阶段的救济式扶贫主导模式、中期阶段的设施扶贫主导模式和后期阶段的产业扶贫主导模式。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生存型共享进而追求实现小康型共享的阶段。因此,推进共享发展的关键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建议围绕“提供能力与机会、促进贫者自立”的要求,构筑起互利共生的“利益联接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抓好产业扶贫,实现生存型共享。     

河北省大名县精准扶贫路径研究

自精准扶贫活动开展以来,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方针不仅旨在让全国贫困人口更早更准确地脱贫致富,更是要以人文本综合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形成一个长期健康有效的脱贫机制。本研究针对目前国内精准扶贫的基本进展和战略思想,阐述施行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分析了河北省大名县的贫困、脱贫现状、扶贫路径和经验,并从顶层设计、特色绿色产业、建设保障体系、教育脱贫、多方面筹措资金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经验措施,以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脱贫、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农业发展。     

民族地区金融服务与特色产业精准扶贫耦合模式探索

特色产业发展与金融服务精准耦合不但是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金融服务相对缺乏,企业及个人获取发展的资金途径单一,大部分政府扶贫资金用于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对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扶持作用有限。因此,根据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多元化资金需求,从融资渠道、融资模式、担保机制、风险控制等方面探索金融服务于特色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对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最优选择: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资产收益扶贫成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精准扶贫重要模式和现实选择,对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在分析资产收益扶贫概念和原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包括土地资源收益扶贫模式、旅游资源收益扶贫模式、劳力资源收益扶贫模式、投资收益扶贫模式、理财收益扶贫模式等我国农村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巴中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究

巴中市是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巴中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巴 中式大摸底，贫困户识别更精准；二是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项目开展更精准；三是动态管理扶贫资金，资金使用更精准；四是推 进“五个一批”工程，措施到户更精准。巴中市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贫困户的脱贫主动 性不足、乡风不文明的现象比较突出、扶贫资金的管理有难度、产业发展还不够科学等难题。针对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 精准扶贫来引领扶贫工作的创新，制定有效对策，如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重视文明乡风的建设、精准产业项目的引进、精准 扶贫资金的使用，奋力夺胜脱贫攻坚战。     

陕西省体育旅游产业助力精准扶贫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截至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实现脱贫,不过脱贫摘帽并不是终点,还需要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有效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一背景下,陕西省也深刻认识到体育旅游产业之于精准扶贫工作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涵盖了产业扶贫、文化扶贫等方面内容,可以增强地方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并在实现精准扶贫中带领当地群众真正走向共同富裕。本文联系陕西省发展体育旅游产业的优势,对陕西省体育旅游产业助力精准扶贫的现状进行仔细分析,并尝试从加强统筹规划设计、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构建特色旅游产业、提升综合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提出几点有效的改善措施,以供参考。     

西部地区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企业扶贫模式探析——基于恒大集团大方县扶贫的经验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应实施多种组合扶贫方式,各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特别是民营企业可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提供可持续产业链支持,对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精准施策,实现共同富裕。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民营企业恒大集团对贵州大方县的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总结其易地移民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综合全方位扶贫的经验,提炼出斩断穷根式的易地搬迁模式、搬迁点配套产业模式等精准扶贫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与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是我国政府主导实施的两项重大民生工程。扶贫开发是贫困地区首要的民生工程,最低生活保障是特困群众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农村反贫困的两项基本制度,从政策取向来说二者有一定区别,但它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新阶段应注重二者的有效衔接,以充分发挥扶贫开发与低保“两轮驱动”反贫困的整体扶助效应。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脱贫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前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应发挥政策合力;衔接的核心又在于“瞄准”贫困,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和考核体系。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机制建设

针对当前在世界反贫困领域内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提出除了利用政府、市场机制之外，还必须寻求社会机制。论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机制构建的必然性及实然状态，包括参与机制、瞄准机制、传递机制、项目管理机制、监测与监督机制、合作与交流机制，同时指出了中国建设非政府扶贫机制的策略选择。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旅游扶贫的社会文化风险及防范对策

在对旅游扶贫的社会文化风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调适作用，并从社会文化要素保护、旅游接待地文化调整及融洽社区居民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旅游扶贫文化风险的防范措施。     

兰州市扶贫开发绩效评价及其启示

根据系统工程的理论,在对农村扶贫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从政策相关性、扶贫效率、扶贫效果租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人手,共设置4个准则层、11个关键问题层和35项具体指标,建立了针对贫困地区的综合性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兰州市“三县一区”为研究样本进行总体评价与动态评价。研究结论显示：贫困人口的受益程度与该组织对扶贫项目投入之间呈指数关系;政策相关性是决定扶贫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生存相关类项目扶贫绩效较高,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与内涵解读

关于生态扶贫的重要论述贯穿于习近平自知青时期的地方工作至主政中央以来的数十年思考和实践,是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涵,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价值旨归,而且有助于现阶段开展扶贫攻坚、实现脱贫致富和环境保护“双赢”。这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回应贫困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均有重要的战略指导和启示意义。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