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研究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建设与执政党建设紧密契合,党的建设同样是治理的过程。党的十九大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基层既是治理的重点,也是治理的难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基于现代化的目标建构科学合理、健全完备、相互衔接的基层党组织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实践表明,实现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首要前提是要秉持理念的现代化;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治理的科学化、推进治理的法治化,增强治理的制度化、提升治理的民主化、拓展治理的包容性。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主政治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它要求推进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多元化,其中首要的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着眼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离开民主政治发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迷失方向和陷入困境。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以政府治理为主导,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坚持国家制度建设,推进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达到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的合作协调治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以坚持党领导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协商民主形式和实行群众路线为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新型民主观为指导。     

习近平“八个能否”标准的理论价值及其目标导向

习近平的“八个能否”标准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制度理论的新成果,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话语逻辑基础,破除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明确了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目标指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紧扣“八个能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建党百年来乡村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及新时代启示

乡村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强大的重要基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走过了极为不平凡的历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范式的演进与历史中心任务密切相关。透视百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向制度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迈进。为此新时代乡村治理要不断凸显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紧密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激发农民主体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资源形态、精英类型与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构建既要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规范要求,又要立足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的复杂现实,聚焦问题,提出契合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实际的现代化方案。而资源以及基于资源的利益博弈,构成审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重要变量。基于此,在广泛田野调查基础上,以资源形态为切入点,分析不同资源形态下“富人”“狠人”“能人”和“老好人”等村治精英的治理逻辑。在理清不同村治精英主导下农村基层治理所涵盖的治理结构、治理规则和治理秩序等层面的基本表现基础上,分析各个层面与民主化、法治化和制度化等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之间的张力及其生成机制。最后,本文从农村基层治理各利益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平衡、必要的农村治理空间和社区性规则培植以及村庄社会公共性构建等方面,提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可行方案。     

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法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内在体现。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应有之义。法治为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构建了价值取向、制度供给、执行依据、能力保证及评价机制等,是将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机制转化为卓越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在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化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的思想、方略和路径,二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契合且相得益彰的互构逻辑。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将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国家制度体系层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源源不断动力。     

论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文章论述了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民族政治与治理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否能够达成善治目标,与其民族政治的理念、路径、制度、法治与治理现代化是否成功紧密相关。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包括民族政治文明理念、民族政治制度完善、民族事务依法治理。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坚定贯彻中国在族际政治文明方面的理念、制度和法律,深化族际政治文明的建设;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多民族社会环境,我国应借鉴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族际政治文明理念和治理经验,发展协商民主,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新举措及其成效——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在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要求执政党加快推进执政方式的民主化、法治化与科学化。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重进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内部整合力、强化党员个体能力提升、着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效提高了党的本体能力;以党组织嵌入政府方式的调整优化为杠杆,不断推动党政关系的理性化,着力构建党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促进了执政方式的科学化;积极探索实现组织成员的多阶层吸纳,促进基层组织网络的扩展,强化了党组织与民众的"鱼水"和"血肉"关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执政基础。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路径探究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是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它是在长期反腐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机制,通过协调各种治理关系而形成的一种长效反腐理念。在民主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主流并体现出巨大治理价值的前提下,推动腐败治理民主化成为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经过以往民主政治建设及反腐实践的积累,我国已逐渐具备了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要件。在此基础上,要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就应当从治理民主化的角度重构腐败治理关系,优化腐败治理结构,改善腐败治理布局并完善腐败治理方式。     

国家治理的当代审视

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治理,它可以通过形成的背景、遵循的原则、施行的手段三个方面来获得更好的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其提出是"治国"与"平天下"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演绎,是实现中国梦所包含的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两个方面诉求的必然要求;其原则是通过完善党的领导来坚持党的领导,包括使党的领导更具"整体性""协同性",加强重点领域的领导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其施行主要依靠制度化、信息化、民主化和均衡化等现代化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历程研究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回答了国家治理面临的夺取国家政权、改造国家性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追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历史问题,回应了各个历史阶段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经历了理论萌芽与初步实现、再出发、完善与发展、成熟、制度化五个发展阶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在当代中国得到了最为深刻的丰富、创新和发展。     

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内涵与实践经验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效能的关系,基于文献梳理和上海的基层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困境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包含权力的规范运行及其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两个要义,通过统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推动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可以通过健全基层法治体系推动治理权力规范化运行,发挥党建统合优势,深化大联动机制整合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同时规范智能治理运作体系,提升治理有效性;治理模糊性与法治严谨性的内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制度匹配错位、部门协同难题与绩效考核困境等;新制度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逻辑,法治化、制度化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基层治理的资源约束使治理行动存在策略性执行空间,可能会加剧基层治理法治化困境。研究表明,要继续推进基层简约高效治理体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整合作用,优化基层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思考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具有政治参与、决策咨询、价值导向、监督约束、维护稳定功能。完善和发展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着力加强主体建设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强化形式创新和文化培育。     

基于公民权利的乡村治理建构——对汉中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

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的建构问题。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治理制度设计,最终的根据一定是落实到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上。从公民权利出发来阐释乡村治理,就是要指出乡村治理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更为本质的是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保障问题。乡村治理不只是个秩序问题,更是一个公民权利的规范问题,只有从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上来推进乡村治理建构,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

治理概念的出现顺应了国家管理体制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趋势。治理理论在特别行政区制度论域同样具有适用性。以特别行政区制度为框架的特别行政区治理,既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治理,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增进了国家治理的法治、民主和合法性,特别行政区治理正朝着善治的方向变革。     

“乡村治理的汉中实践”专题讨论——基于公民权利的乡村治理建构--对汉中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

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的建构问题。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治理制度设计,最终的根据一定是落实到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上。从公民权利出发来阐释乡村治理,就是要指出乡村治理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更为本质的是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保障问题。乡村治理不只是个秩序问题,更是一个公民权利的规范问题,只有从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上来推进乡村治理建构,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