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     

李玄逸的四端七情论

在朝鲜中期的"四端七情之辩"中,李退溪与李栗谷之间虽未直接交锋,但他们对于"四端七情"的不同看法却分别为后世儒者所继承,而形成所谓"主理派"(岭南学派)与"主气派"(畿湖学派)之对垒。李玄逸是所谓的"主理学者",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继承退溪的观点。他撰有《栗谷李氏论四端七情辨》。李玄逸的辩驳文字,当中显现三重混淆:首先,他并未意识到,朱子以其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性理学架构来诠释孟子的"四端"说,其实偏离了孟子的基本观点。其次,他未意识到,在理气论及"四端七情"方面,李退溪的观点已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反倒是李栗谷更忠于朱子的观点。最后,他也未意识到,当李退溪的观点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时,李退溪反而比李栗谷更接近孟子的基本观点。     

评李秀雄《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

<正> 韩国学者李秀雄现任汉城建国大学中语中文系副教授,曾留学台北市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获硕士及博士衔。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了李秀雄的杰作《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韦旭升教授在序言力陈李退溪不必借重佛学以建立理学体系。首先,我对书名有点意见,不如一律用名或字号,说朱熹与李滉,或朱晦庵与李退溪。     

李栗谷对朱子哲学的诠释（1）

本文论述李栗谷的哲学思想。李栗谷与李退溪为李朝时的名儒，—人开出韩德两大宗派。他们—人俱尊朱子，但学术见解不同。退溪主张理气工发，即理有其活动性，退溪此说不合于朱子学，但于孟子义理有其根据。此为本文第一节的内容。栗谷不满退溪之说，而有种种批评，栗谷的主要见解，如气发理乘，理通气局，及理气不离而气无变灭等说，皆见于这些对退溪学的论辩批评中，此为本文第二节的大意。从栗谷的说法，可知栗谷之说是合于朱子学之原义的。朱子所说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而心是气心，无本心义。而栗谷对朱子学的理解，与中国当代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哲学的佳释，大体上是一致的，这是本文第三、四节所要说明的。     

论20世纪中国对李退溪思想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中国的退溪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始于中国台湾学者,到80年代在中国北京召开退溪学国际学术大会后,大大推动了中国学者对李退溪思想的研究.三十多年来,中国学者不但拓宽研究范围,加快对李退溪主要著作的出版发行,而且对李退溪思想的各方面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朱子、退溪与佛道思想

儒学与佛老的斗争融合,至宋代理学的兴起,渐由政治经济层面深入到思想学术的层面。理学东播朝鲜,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韩国大儒李退溪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学术思想和立身行谊方面,都极为相似。朱子、退溪将儒学与佛、道之学的异同辨析豪芒。寓汲取于排斥之中,将佛、道的思想资料,纳入到儒学体系中来,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太极图与天命图的阐释与改制,具体地表现了他们的这一成就。     

四端七情说中的道德原则先在性问题研究

孟子＂四端＂说为儒家＂仁＂学和＂性善＂说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基础。朱熹对四端的发挥,以及理气、动静、发与未发等论证为道德提供了一种宇宙论、本体论和形而上的理论支撑。所以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理本却绝不贱气。号称＂海东朱子＂的韩国儒学大师李退溪,将朱子学中理的方面加以发展,强调理的绝对优先性,存养道德,压制情欲,形成的性理学其实更近于二程;而与其并称＂理学双璧＂的栗谷的性情论与朱子更为接近。     

曹南冥与李退溪

在韩国儒学史上,曹南冥和李退溪都是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有异有同。曹南冥一生隐居不仕,李退溪则官运亨通;曹南冥为学注重道德实践,李退溪则重视学术认知;曹南冥强调“为己之学”,李退溪则尊重学统的延续。生平志业、学术传承和对理学之后入学发展方向的不同理解,是二人学术思想分歧的根本原因。以此为基础,关于社会风俗败坏的根源、儒家修养中独善的严与放、兼善的急与缓、隐居不仕、韩国理学史人物评价等,二人都有或明确或含蓄的争论。在为人、为学方面,李退溪由于受奸人拨弄,对曹南冥有严重误解。总之,曹南冥与李退溪两人学术思想的分歧,乃是理想主义（曹南冥）与现实主义（李退溪）的思想冲突,这种性质的冲突有普遍性。     

山崎闇斋的"脱佛入儒"及其佛教批判

缕析被视为山崎闇斋与佛教决裂而以一介儒士或朱子学的信徒昭告世人的宣言书 ——《辟异》就会发现,该作乃是一部采撷朱熹、李退溪、薛敬轩、黄东发等朱子学者的"辟佛"言论而成的佛教批判集.虽然《辟异》之作谈不上是山崎闇斋独创性的思想发明,但其高扬朱子学之大纛、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且又与德川幕府进行政治合作,对近世日本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儒佛论争的东亚思想史视野予以考量的话,山崎闇斋佛教批判的理论话语和思维形态并没有溢脱出中国宋明理学"辟佛"论的藩囿,但从日本历史发展及其思想论争之变迁观之,其彰显出了日本近世由佛向儒的意识形态转变面向.     

再论《近思录》的取材成书与价值取向

《近思录》由朱熹与吕祖谦一起选取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四名学者的言论编纂而成,由于它在中国理学史的特殊地位,一直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近思录》的成书过程、内容取材、价值取向等问题,前辈学者有不同的意见。陈荣捷、束景南、杜海军等人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观点,在淳熙二年五月五日朱熹作序之时,《近思录》实际上只存在所圈定好的条目,还没有抄撮成书,而其初稿要到同年八月份才完成,此后几年中还一直在继续修改。后世学者"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是与朱熹的再传弟子叶采的刻意所为分不开的。此外,《近思录》中朱熹、吕祖谦各自的取材内容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书中三条涉及举业的条目是朱熹应张栻要求所添加,与吕祖谦无关。     

王船山对朱子格物致知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格物致知问题上 ,船山神契朱子 ,卫护朱学 ,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船山高度评价朱子以《大学》格物为始教 ,并且与朱子一样 ,把“物”的范围看得很广 ,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船山又赞同朱子“豁然贯通”说。与朱子相比较 ,船山格物致知论的新发展主要是具有鲜明的近代实证科学色彩 ,对耳目见闻与心官思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等问题有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     

李滉对朱熹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李滉(退溪)对朱熹理学的传承主要体现在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和工夫论等四个方面。李氏对朱子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创立了一个以理气二物说、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格物说和敬学为核心内容,以主理为特征的性理学思想体系。     

“气质”与“气质之性”——陈淳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之异趣

“气质之性”说起于张载、程颐,朱子一方面从“气质”的角度承袭了张、程的“气质之性”说,另一方面又对“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其论“气质之性”,所着眼的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张、程所说“气质之性”的对立面,即本然之性上,认为“气质之性”不过是本然之性夹杂了一些气质而已。而到了朱门高弟陈淳那里,朱子的这一学说亦被悄然修正,朱子在“气质之性”中占主导性的“理”,在陈淳那里再次被转移到了“气”上。     

韩国大儒李退溪的性情观

对于人性中恶的问题,中韩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中国儒家的性情论是韩国大儒李退溪的理论先驱,在继承中国朱熹等思想家的基础上,李退溪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性情学说,对于处理人类现今面临的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析清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李绂

李绂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儒臣,除一生致力于政治外,于传统学术亦用功较深,著有《穆堂初稿》、《穆堂别稿》、《陆子学谱》、《陆子年谱》、《朱子晚年全论》、《朱子不惑录》、《阳明学录》等书,学术事功双峰并峙。尤其是在陆王学术方面,颇有见地。钱穆先生曾评价李绂说“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也”。为陆王学术争正统作出了巨大贡献。     

“退溪学”之形成及其特色

李退溪是韩国李朝时期著名哲学家，其学宗朱熹，为李朝“朱子学”之集大成者。本文从三个方面略论“退溪学”之形成及特色。一、考察从１３至１６世纪前期“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流变，以明“退溪学”之所以诞生的条件；二、从退溪本人的经历、个性、学识及修养等方面，论述“退溪学”形成之过程；三、以退澳关于“四端七情”的理论为例，论述退溪如何在朱熹思想的逻辑基础上补充和发展“朱子学”，进而展示出“退溪学”本身之特色。     

李退溪在理气关系上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李退溪(1501—1570年)是朝鲜李朝前期中国朱熹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说被称为退溪学。李退溪是继孔子、朱熹之后儒家思想的代表者,退溪学是十六世纪后东方文化的体现。退溪学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是当今国际学者研究东方文化的热门课题。理气关系是朱子学的基本问题。本文就李退溪在理气关系上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进行论述。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理学)的字宙本体论是以理气关系为中心而展开的。他们以理气为骨架来展示宇宙事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李退溪继承朱熹的理气论,着重发展了理气不离不杂、理贵气贱等一些方面,成为主理抑气的朱子学的最主要的代表者。     

《白鹿洞书院揭示》和李退溪

通过一些新资料,诸如闇庵学派弟子纲庵《白鹿洞书院揭示考证》一书,考察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李退溪的关系及《揭示》在日本江户时代受到普遍重视的原因。     

会通朱熹与王阳明如何可能?——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为中心

《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为了宣扬其学说,以朱子之言论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作论证的一部编著,同时也是研究会通朱熹与王阳明的重要著作。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王阳明从朱子对往日之学的悔悟、强调"立本"、重视体认本心、提倡"静坐"、倡导"省察"等多个方面,来证明其学说并不谬于朱子,以此来消弭学者对其学术思想的非议,从而达到宣扬自己学术思想的目的。可以说,《朱子晚年定论》首开会通朱熹与王阳明之先河。     

光大儒教精华何妨多些“韩国节奏”

正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2次会议为《世界记忆名录》新增了47个项目,韩国申报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也成了"世界记忆"。这些古籍中不仅包括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儒学家的著作,例如李朝时期朱子学大师李退溪的朱熹理学选集《朱子书节要》、《圣学十图》等,也包括一些原汁原味的中国儒教经典,例如朱熹和吕祖谦合著的《近思录》。对此,不少国人都有一种"酸楚",甚至是"愤怒":中国的儒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