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下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考察——基于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经济后果一直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在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中, 管理层对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的自愿选择权反映其机会主义动机, 本文尝试切入企业违规风险的视野, 考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 从影响效应看,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与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未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中,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与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呈显著正相关, 而在自愿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中两者间不相关.从作用机理看, 社会责任披露对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的影响渠道主要来自于管理层代理成本, 而不是大股东代理成本和信息环境.从治理因素看, 内部控制质量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均未对上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显著的治理监督效应.本文在理论上为社会责任强制披露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 在实践上为监管部门优化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以及鼓励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等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融资约束、财务松弛与股价信息含量

  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是测量资本市场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已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具有足够的动机和操作空间干预信息披露，其中主动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动机是对外融资。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上市公司长期保持低负债或高现金持有，形成了财务松弛，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当公司存在财务松弛时对外融资依赖下降，因此，逐渐被学界重视的财务松弛现象在理论上会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而对股价信息含量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此，将财务松弛纳入已有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在理论模型推导所得结论的基础上，利用2007年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财务松弛与股价信息含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中采用股价同步性r²量股价信息含量，根据财务松弛的定义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财务松弛的测量指标，并且利用2007年底出台的《物权法》中应收账款可以抵押贷款这一规定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松弛确实是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当公司面临融资约束时，公司内部财务松弛水平的增加会使上市公司减少信息披露，进而降低股价信息含量，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内生性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这说明作为内部资本结构重要组成内容的财务松弛不仅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是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特质性信息含量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果为研究和监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了一个新的内部视角，也将目前学界对财务松弛与公司投融资等经营活动关系的研究拓展到探究财务松弛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

 管理层盈余预测作为改善公司信息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相关研究越来越强调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会对业绩预告的披露时间和方式进行战略性选择，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对如何抑制管理层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提高盈余预测精确度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入手，以2013年至2015年深圳交易所披露管理层盈余预测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顺序Logit模型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盈余预测信息性质和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以每个上市公司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调研次数或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总数的自然对数测量机构投资者调研频率。根据管理层盈余预测精确度将管理层预测分为4类，即当管理层盈余预测为点估计时赋值为4，为闭区间估计时赋值为3，为开区间估计时赋值为2，为定性预测时赋值为1。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机构投资者调研越频繁的公司，其管理层越倾向于采用模糊的方式预测盈余，并且这种影响在盈余预测信息为坏消息时更为明显，以上情形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进一步检验发现，相对于买方机构而言，卖方机构的调研行为更有可能导致管理层采用模糊方式进行盈余预测，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调研行为对预测方式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上述研究结果在进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Heckman两阶段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其行为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与已有认为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直接沟通能够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研究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给公司带来了业绩压力，从而使其更倾向于选择模糊的方式进行盈余预测，拓展了机构投资者行为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中国投资者更有效地理解和利用管理层业绩预告信息进行决策、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经验借鉴。     

信息透明度影响团队任务绩效：以企业社会化媒体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化媒体已经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企业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改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影响员工的信息交流,给企业带来新的管理问题,也为企业寻求组织变革带来契机。         基于信息透明度理论,以某企业社会化媒体平台为背景,测量其社会化媒体网络中信息透明度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探索社会化媒体对当今企业管理的积极作用。采用企业实际数据,借鉴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成果,量化信息透明度概念的可见性和可用性两个子维度,选用OLS方法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信息透明度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由企业社会化媒体形成的企业社会网络中,不同的团队任务具有不同的信息透明度,即拥有不同的信息可见性值和信息可用性值,且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都对团队任务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OLS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每提高1个单位,团队任务绩效相应变化2.4%和74.3%,有序Probit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较高的团队任务有更大的概率获取更好的绩效评分。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团队任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拓展了信息透明度在IS领域的应用,丰富了企业社会化媒体、信息透明度和团队任务绩效的相关研究;识别出量化信息透明度的两个重要指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框架;给企业管理实践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启示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利用企业社会化媒体辅助团队交流,以提高团队任务的信息透明度,即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内部控制质量与证券分析师预测——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一方面增加了分析师预测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等,这些都将影响到分析师的预测能力.本文从信息披露角度检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能否给分析师预测带来增量信息;从有效性角度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越充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越高、分歧度越小;内部控制越有效的企业,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越高、分歧度越小,且预测更为乐观     

食品制造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

本文基于食品制造行业沪深两市中各30家公司在过去三年中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SPSS17.0统计软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所选样本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选取的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披露情况与财务绩效间没有高度的相关性。本文对此现象进行了原因的剖析,并对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信息披露的作用 ——来自拍拍贷的经验证据

  信息披露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市场的非效率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中国依然缺乏完善的征信体系,P2P市场上也存在着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信息披露在P2P借贷市场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值得学界和业界更深入的研究。         基于拍拍贷的数据,对信息披露在P2P市场上的作用进行研究。为了比较可验证的和不可验证的标准信息披露的不同作用,选择Logistic和Tobit等不同的回归模型以及不同的模型设置,实证检验其对于是否借款成功、是否违约、内部收益率的影响以及与借款利率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对借款成功有正向影响,可验证的标准信息披露影响更大;信息披露具有的可验证性对借款成功有正向影响。同时,信息披露多的借款者更愿意提高借款利率,表明他们可能具有更低的信用。信息披露并不总是降低违约风险,部分信息及其可验证性反而导致更高的违约率。为了得到更可靠的结果,进一步对信息披露和内部收益率进行研究,结果同样表明,部分信息披露及其可验证性会带来更低的内部收益率。在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结论依然不变。         研究结果丰富了信息披露、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的研究内容,有利于平台设计更好的信息披露机制,即应控制披露信息条目,只披露能反映风险的信息,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由投资人决策偏差导致的损失。同时,也为监管部门制定监管条例去纠正市场偏差和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实证依据。     

负面偏好与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关系研究

  上市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被很多新闻媒体当作负面报道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大量上市企业未披露实际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在此背景下研究负面偏好对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以2012年至2017年中国A股主板市场上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迹象的企业为样本,从负面偏好的坏消息过度反应和事物类别诊断两个层面分别探究中国强制实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来,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与来自主要外部利益相关方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采用Tobit、Probit和OLS回归估计方法,检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与来自监管机构、诉讼相关方、审计师和投资者4个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数量与负面后果程度之间的关系。之后进一步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对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对于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迹象的企业而言,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更易引起负面后果,现阶段的内部控制监管机制对此没有构成有效的威慑;②外部利益相关方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过度反应对企业有实质性影响,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显著引起监管处罚、诉讼仲裁、非正常审计师变更和负面市场反应;③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充分程度与负面后果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充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能够削弱与之相对应的负面后果;④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正向调节充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对负面后果的削弱作用。         负面偏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内生动力,催生上市企业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更多隐瞒和不充分披露,即“劣币驱逐良币”。研究结论为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一个新视角,也为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相关部门开展监管工作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财务柔性储备的替代作用研究

 民营企业因普遍面临制度性歧视而加剧了其环境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保持一定水平的财务柔性储备以及积极培育和寻求政治关联成为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多从现金水平或负债水平某一方面探讨与政治关联的关系，尚缺乏基于柔性视角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政治关联与财务柔性储备的关系。        基于2011年至2014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经筛选形成4 031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运用企业层面群聚调整的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政治关联与财务柔性储备的相关性，借助2012年底反腐败政策集中出台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反腐败冲击对二者关系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在民营企业普遍面临制度性歧视背景下，政治关联对企业财务柔性储备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且政治关联度越高替代作用越强；反腐败的冲击显著减弱高强度政治关联对财务柔性储备的替代作用，但对于低强度政治关联反腐败的冲击效果不显著，可见反腐败的冲击作用不是等量齐观的；不同政治关联主体对财务柔性储备的替代作用不同，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董事长(总经理)政治关联的替代作用统计上不显著。        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但其面临的制度性歧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促使民营企业产生强烈的政治寻租动机，通过政治关联获得的金融资源替代企业的财务柔性储备。政府应减少行政干预，弱化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激励，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研究结果为减少政府干预、提高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等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同时发现本轮反腐败一定程度上具有从源头弱化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激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