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及传统知行观思想新论

本文通过介绍、阐释古代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在知行观问题上的独到思想,包括孔子、子思、朱熹、王守仁,以及近代孙中山等,揭示了他们注重以行为本、知行一致的思想旨趣,澄清了学术界对他们的种种误解,说明了“贴标签式”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危害,并试以先哲们的思想成就启示当代人们如何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知与行。     

“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异同论

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知行观的最高发展。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有某些差异。因此,比较“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的异同,对我们总结知行关系问题上的思维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

<正>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儒家自然哲学体系的建构

儒家自然哲学是儒家思考人自身所面对的自然界而形成的哲学思想。它以"天"、"太极"、"理"等范畴建构了形上学,以"道器"、"常变"、"知行"等关系确立了辩证法,还包括以"德性之知"、"闻见之知"、"格物致知"等方法为基础的认识论及以强调"天人关系"、"类同情"、"人为贵"等为特点的生态伦理学。它是儒家对人们日常生活中认识、利用、改造自然长期经验积累的归结与升华,是儒家以超越的视角对自然万物本性体悟的积淀,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     

先秦知行范畴三论

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行问题可追溯到先秦。老子、庄子和孟子确立了在主观世界中和谐统一的唯心主义知行观 ,为先验论前提下多种知行学说的萌发播散了充满活力的种子。墨子和荀子系统论述了行先知后的经验论知行观 ,并以此为方法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孕育了唯物主义知行观的多重萌芽。孔子及其弟子则用中庸的方法 ,多维度论述了知行统一思想 ,其中包涵着无法克服的内蕴矛盾。正是先秦知行范畴的丰富性和不成熟性 ,得以孕育出中国知行观的一切胚芽 ,成为知行范畴发展的逻辑起点     

论马一浮对程朱陆王心性论的整合

在六艺圆融论的观照下,马一浮会通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本论、程颐朱熹的"性即理"和朱熹的"心统性情"说,统摄了程颐朱熹的涵养用敬、读书穷理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反求诸己、知行合一等工夫,他的心性论即是他整合程朱陆王之本体工夫论的产物。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从唐代掌知匦事看政务信息化对行政监督实效提升的启示

唐初统治者意识到广开言路与励精图治息息相关,因此,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谏诤制度,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置匦以受四方之书",即"掌知匦事"。这种制度注重掌知匦事者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重视信息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真实性,并将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搭建起统治者与民众交流的平台,有利于政治的开明,但也存在着信息公开化程度低、投匦程序和内容有偏差、应用缺乏普及性等不足,这对政务信息化背景下行政监督实效的提升起到了启发性的作用。为此,应从完善行政监督的信息化平台、提高行政监督者的信息化素质、加强公众监督电子服务建设、建立系统性的监督信息化服务等方面提升行政监督实效。     

《论语》“未知，焉得仁”：朱熹的解读与现代的转向

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孔安国、何晏、皇侃、邢昺以及朱熹把其中的“知”解读为“知晓”；其二是郑玄以及王充、班固、徐幹、李充、颜师古把“知”解读为“智”。朱熹在把“知”解读为“知晓”的同时，又对于“仁”“智”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既讲仁包“义礼智”，又讲智藏“仁义礼”。清儒大都追随郑玄，将“知”解读为“智”，并由此进一步讨论“仁”“智”关系。正是历来存在的这种分歧，演化成为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的解读与冯友兰、唐君毅、冯契的解读之间的分歧。这是当今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的解读，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论王船山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宋明时期两种认识斗争的焦点,针对"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是对认识论的突出贡献之所在.     

生活与世界境域"之中"的良知——王阳明良知说的现象学分析

王阳明良知说内在地包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这两大核心思想.良知不是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主体性"的"自我立法".它是德性的切身化与世界的境域化的交融合一,是生活"之中"显发出来的生活之"道"、生命之"道".     

“不知之知”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贯通——对《庄子·应帝王》开端的理解

《庄子》对政治生活的思考以"四问而四不知"为起点,以浑沌之死为终点,"知"作为"人的机制"乃是凿破浑沌的关键。"不知"不是知的"否定",而是意味着更深层的"不知之知",从"知"到"明"到"神"的层层深入、上达的认识运动,内蕴在"不知之知"的深层。也正是"神"、"明"构成了通达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帝王之德的内容,与此相对,"知"则将认识限制在"人的机制"中,阻碍了对未知的天道、地道的开放。就此而言,庄子以"不知之知"为起点的政治思考,通向的则是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帝王政治类型。     

以史为镜创建学习型社会--试论中国学习思想史的基本特征

中国学习思想史是华夏民族转识成智的历史。它的基本特征或曰规律性特色有四 :一、性与天道。这是中国人学习理论基础。二、知行观。讲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更重行 (实践 )。三、官学与私学互动、互补而兴衰转换。四、史官文化形态。中国人重视史鉴 (历史智慧与历史教训 ) ,以史为镜 ,原始察终。中国学习思想史 ,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在创造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方面所积累的思想智慧 ,为人类提供学习智慧     

孟子的性命之辨及其内圣走向

有见于主体在外王实践中的相对局限性,孟子通过辨析“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复杂关联,完成了对性命之辫的宏观划界工作。与此相比,孟子以知命／立命为内涵的“哲学整合工作”就更为关键。原因在于,惟有以内圣统摄外王,活生生的道德实践主体最终才能以主观能动性内在地超越相对局限性。     

朱熹《小学》的蒙养教育思想

朱熹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材《小学》一书中蕴含着许多合理性的教育思想,如:重视道德养成教育的思想,重视道德规范教育的思想,重视道德榜样教育的思想,重视道德榜样教育的思想以及重视儿童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的思想等。朱熹的蒙养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道德教育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余三定先生的学术追求

余三定先生具有多重身份,这使他从不同角度立体地看待文学、学术与学术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倡快乐读书与知书,要知读书,知评书,知藏书；二是对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的思考,提倡优化学术环境和培养学术情趣,从制度层面反思学术评价机制和提倡无为而治；三是提出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对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运用与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当代学术史:这三者又都源于湖湘文化的浸染.     

道德认知的默会维度——基于认知结构的分析

在道德认知的研究中,对认知结构、道德判断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存在不同见解,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进路来诠释。采用默会知识论的一些观点来分析道德认知,可以发现,默会认识的结构与道德认知结构都从格式塔学派的观点发展而来,在发展方向上也都强调认识者主动的整合能力和结构的动态平衡。道德认知的结构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与默会知识论中知道怎样(knowhow)和知道那个事实(knowthat)之间的关系表述在方式上基本一致,并强调道德判断的产生须借助于道德主体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在具体特定条件下完成。因此,道德认知具备人类认识的默会维度,道德认知的发展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以及个体在道德认知结构中的身体在位。道德认知的默会维度支持一种实践性的教育方法,强调通过生活实践来促进道德认知结构的发展,从而最终促进道德的发展。     

毛泽东、邓小平若干经济伦理思想比较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二者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集体主义原则等问题上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但因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以及经济体制等方面的不同，又使二者对一些经济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研究和比较两个伟人经济伦理思想的异同，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爱因斯坦的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

我国学术界在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中，把爱因斯坦塑造成为一个可疑的“圣人”形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片面理解。爱因斯坦的人生经历、科学追求和哲学思想，是他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背景。在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中，除了他所主张的那种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外，还有一个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与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因而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对他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的合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