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

<正>国际胡锦涛同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谈11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巴黎同法国总统萨科齐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进一步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俄日争议岛屿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国后岛。这是俄罗斯国家元首首次视察俄日之间存在争议的岛屿。     

The Territorial Status of the Diaoyu Islands in 1895： A Crucial Issue for the Dispute over These Islands

钓鱼岛等岛屿在1895年1月,即日本正式对它们提出主张时的领土地位,是中日之间关于这些岛屿的争端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鉴于这些岛屿是无人居住的遥远的小岛,以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其他国家对它们提出领土主张的事实,中国在1895年之前对这些岛屿行使的实际主权管理活动确立了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原始主权。由此日本无法通过先占取得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追随制裁：俄乌冲突下日本对俄制裁政策评析

岸田政府出于提高日美欧合作水平、扩大价值观外交影响力、维护政权稳定性等方面考量,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积极追随美国,采取以对俄全方位制裁为重点、以日美欧多方联动为依托、以多元化援助乌克兰为补充的对俄制裁政策。日本对俄制裁政策既对俄罗斯造成沉重打击,也对日本国家建设产生多重影响,使日美欧合作水平得到深化,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但日本对俄制裁政策也存在能力与意愿不足、日俄经贸结构不对称等限制性条件,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从根本上看,日本对俄制裁政策的持续实则是为了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打破日俄领土争端僵局、构建制衡中国的联盟体系。     

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的演变与现状——以“搁置争议”原则为中心

论文以“搁置争议”原则为中心,对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对钓鱼岛争端激化和升级的背景进行了剖析。论文认为,应该正确认识钓鱼岛领土争端在中日关系中的定位问题,领土争端已经持续了40多年,但它没有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可见这是一个可以控制和避免升级的问题,关键在于当危机出现时,应该冷静处理而不是高调挑衅。为了避免争端的激化和升级,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在坚持“搁置争议”原则的基础上,达成5项共识。     

论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

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是甲午战争遗留下来的、与＂二战＂后美国横加干预密切相关的岛屿及相关海域的主权争议问题;是涉及到民族感情、地缘政治、资源能源、台湾问题等容易影响中日关系全局的局部敏感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促使中日关系健康发展,首先需了解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历史真相的来龙去脉、正确的国际法解释,并对容易引起误解的若干问题加以必要的说明与澄清。     

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

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刘江永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今年７月至９月间，日本右翼团体接连登岛建立灯塔，日本政府对此不但未加制止，反而宣称钓鱼岛是日“固有领土”，中日间“不存在领土争议”，结果使中日两国领土争议...     

战后日本领土的基本概念、问题发生及其国际处理规范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的"固有领土论"话语对抗演变为"安全保障论"威慑,但对俄罗斯,日本竟以"不固执于领土问题"的妥协姿态恢复了作为"最终战后处理"的和平条约谈判。研究对日战后处理的历史表明,盟国对日本的定义相当于其所谓"固有本土"的四个主岛以及邻接小岛,日本领土的基本概念是主权受限于"盟国决定权",在美国的冷战政治操纵下日本才主张"固有领土"而与邻国发生岛屿争端。从赫鲁晓夫到普京一贯坚持的战后处理规范是,把日本的"北方领土"要求与冲绳问题相关联,日俄关系得以回归缔结和约的国际法进程。如果缔约导致"冲绳返还"取得俄罗斯谅解,"钓鱼岛问题"可能被美俄日复合条约机制所定义而迷失于脱离战后处理外交的歧路。     

俄日接界地区的“国界”之变——以17世纪俄日两国的互相认识为视角

深入研究俄日领土之争是认识俄日历史关系的重要途径,更是把握两国关系前景的关键。探寻俄日领土问题的根源必须回到两国发生接触的源头。17—18世纪,在俄日两国相互认识的过程中,一度曾对萨哈林、堪察加、千岛群岛等特定地理概念存在多种误解和混淆。正是在这种蒙昧的地理认识时代,"莫斯科维亚"作为俄国的代名词第一次进入日本史料,并为日本人所熟知。直到18世纪俄国的两次堪察加远征,才无可争议地结束了这个漫长、模糊且混乱的时期,但同时也造成了延续两个多世纪的俄日领土之争。     

王毅:台湾的前途希望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于实现国家统一

本刊讯 3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两会记者会.有记者问及台湾问题同乌克兰问题异同,如何看待台海冲突可能性. 王毅表示,首先要明确的是,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没有任何可比性.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乌克兰问题则是俄乌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有些人在乌克...     

东亚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同盟政治与领土争端——以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尽管关于同盟和同盟承诺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但是"一国会在什么情况下介入盟国与第三方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事实上,同盟关系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同盟一方是否会介入盟国与第三方的领土主权争端。同盟介入争端的程度和意愿取决于三大因素:同盟条约的规定、介入争端的收益以及同盟牵连的风险。这也是美国在多次公开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同时,拒绝将菲律宾主张的南沙岛礁和黄岩岛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重要原因。尽管不应过分夸大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威慑作用,但是从其客观影响来看,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介入东亚地区领土争端,只会激化问题,加剧争端解决的复杂性。     

海岛主权争端与国际关系问题探讨

我国海域辽阔,岛屿众多,但在东海和南海的海域中,部分岛屿由于各种复杂原因,至今还为外国势力所染指和占领,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不仅影响了我国的海域经济发展,而且也扰乱了周边的国际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对海岛主权争端与国际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解决海岛主权争端的对策创意。     

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分析框架

理解1949～1962年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需要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它涵盖三条线索：当时在中印关系中日益凸显的西藏问题、印度国内政治和反对派,以及主要决策者尼赫鲁的认知与心理。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催生了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变化的立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方式。中印争议边界至今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显示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此既应该从各层面、更需要整体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和现实。     

和平手段掩盖下的领土扩张:日本外交中的“小笠原问题”

论及日本在近代的领土扩张时,国内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日本通过武力对领土的强取豪夺上。然而,标榜"文明开化"的日本为扩张自身领土手段频出,除了诉诸武力外,还通过外交谈判来满足其领土野心,小笠原群岛正是日本通过外交手段获得的领土。无论是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通过与英、美谈判确立了在小笠原群岛上的主权,还是"二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对美谈判实现了小笠原群岛的"复归",日本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了疆域的扩张。深入探讨日本外交中的小笠原问题,将有助于对日本近代以领土扩张为目的外交手段的认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争端中的效用及中国对策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维护公约的精神和严肃性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既需要坚持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保持航道畅通和航行自由，又必须援引公约，捍卫在领海的主权和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内的主权权利，坚决反对某些国家恶意利用公约，并以公约之名行侵犯中国权利之实。本文围绕相关国家对公约的不同释义而产生的分歧，探讨公约在争端解决中的优势与缺失，以及其在南海争端中应发挥的效用。     

搁置外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外交理念新探索

所谓搁置外交是指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进程中,对一些历史遗留的、在近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去解决的一种外交方法和策略。搁置外交策略不是缓兵之计,更不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它是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谋求矛盾的和解,谋求问题的解决,有着深刻的内涵。笔者认为,搁置外交不仅对中国在处理周边问题特别是涉及领土争端的问题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他国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海洋争端解决政策的选择

鉴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则的不确定性,引起缔约国海洋争端的潜在可能性较大,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效果将对海洋秩序的确立产生关键性影响。而复杂的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存在缺陷,但是也为缔约国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这一机制安排了足够的空间。适应这种制度并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海洋争端形势,中国应及时改变以往单一、僵硬的海洋争端解决策略,充分利用海洋争端解决机制椐供的审问．诜拯手翻扔的廓勤。曲掘狴纬矬锻溘曲咎     

逻辑的观念与理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两个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逻辑学”是国内逻辑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中,“没有逻辑”说还分为绝对论者和相对论者:绝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形式的逻辑;相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但只有非形式逻辑。之所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是由于双方对什么是逻辑有不同的理解。在进行中西逻辑学比较之前,首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逻辑观念,因为逻辑观念是逻辑理论得以形成的基础。     

Governing Nature: The Re‐Regulation of Resources,Land‐Use Planning,and Nature Conservation*

The ongoing neoliberalization of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es is contributing to quit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ays resources, land uses, and nature are managed. Consider in this regard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state ¹ 1Hereafter the term “state” refers to a national or federal government as distinct from, e.g., “State of New Jersey”. with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For a good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state intervention in land‐use planning,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was motivated primarily by 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including a desire to ensure the territorial‐economic integrity of the nation state. Although there is always variation within countries resulting from such factors as the un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variety of arrangements for allocating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territorial units of government, and different 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 nature, there was nonetheless a discernible trend toward the nationalization (Europe) or federalization (United States) of resource management, land‐use planning,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At the very least, in most countries the state played a strong coordinating, regulatory, and financial role in rel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nature within its terri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