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从“国情的特色性”、“理论的特色性”、“实践的特色性”、“目标的特色性”和“历史地位的特色性”等五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第二次结合论”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第二次结合论”强调围绕本国国情、面对建设实践而积极创新，是对“第一次结合”的总结借鉴和必然延续。它的运用确立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基本原则，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果，对于当前我国探寻发展道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总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实践证明，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规律。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国情认识的发展过程，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毛泽东倡导“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写作“两论”的过程中，提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课题，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两论”从哲学层面发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萌芽，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旗帜，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提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武器；奠定了邓小平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认识基础，孕育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子。     

“三个代表”是我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世界、认识国情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 ,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跨越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理论思维的重大成果，是他们的基本观点而非即时性的表态。虽然“跨越论”论及的主要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但它内含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和一些宝贵思想，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开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跨越论”的思想。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深刻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南方谈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联系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社会发展动力论、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的运用和发展,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命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设了重要理论基础,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关于“本质”理论认识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兼论十七大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深化

“本质”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尤为重要，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系统考察“本质”理论认识与实践的历史，不仅有利于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和自觉性，而且对于理解十七大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再次深化及其建设的战略部署、对于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中国模式”及其普适性初探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知态度,自提出伊始就争议颇多。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嫌疑,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托词;它只看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其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国情。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典模式”的创造性发展及其科学性

本文认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它与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而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即“现实社会主义”应属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 ,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忽视自己的国情 ,把“经典模式”的社会主义当作普遍真理而模仿 ,因而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定位上出现失误 ,导致严重的后果。邓小平敢于突破前人设定的理论框框 ,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命题 ,既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科学的定位 ,同时又是对社会主义“经典模式”的创造性发展 ,其理论具有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进头脑”的几点思考——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主要课程。结合“概论”课程,从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大学生阶段性身心成长规律、发挥理论本身魅力和教师自身魅力以及联系实际选好教学切入点激发共鸣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进头脑”展开讨论,可以更好地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三个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回应时代变化和实践需要为立论的重要基础，对“与时俱进”和党的“先进性”内面的深刻阐释最集中地体现了理论发展创新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三个代表”反映了对党和国家的工作的根本要求，成为党建、治国的行动纲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邓小平理论之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作好这篇大文章需要解决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而且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列宁“一国建成”思想新论

列宁在“一战”期间或俄国国内战争结束以后 ,提出了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以及列宁始终坚持“同时胜利”论 ,否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 ,都没有准确反映列宁的思想。实际上 ,列宁最终也未提出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 ,列宁形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 ,即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的思想 ,对“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提出了新的认识     

文化翻译中的“化境”

“化境”说是由我国著名学者钱锤书提出的。本文从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中国传统译论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和认识“化境”。     

“跨越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理论思维的重大成果，是他们的基本观点而非即时性的表态。虽然“跨越论”论及的主要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但它内含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和一些宝贵思想，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开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跨越论”的思想。     

新时期的“三大法宝”刍议

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三大法宝”的特点,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三大法宝”概括为统一战线、科学发展（观）、（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有助于我们更系统地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警右、防“左”的基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对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主要依据是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历史由来，由落后的农业国到发达的工业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程、社会主义改造操之过急、过渡过快的历史后遗症。国情是制定路线的客观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表明，对国情能否作出正确判断，关系能否制定正确路线，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差距往往成为产生“左”的思想的客观根源，必须正视这一现实。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消除了一系列长期困扰人们、阻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左”的观念。同时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右的主张。依据初级阶段理论制定的基本路线，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防止、纠正了“左”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