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纶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与清末赋学

戴纶喆编纂的《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刊刻于清光绪七年,是清末重要的赋学选本,其中“余说”一卷,分总论、辨体、相题、布局、措辞五项评述律赋作法与赋学理论,体现出作者较高的理论识见。然因戴氏文名不显和此书流布不广,《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和戴纶喆对赋学的贡献至今隐而未彰,不为学界所重视。戴氏此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端：一是以字法、句法、章法为中心的律赋学批评体系的建构;二是体现出晚清古学复兴思潮下以古入律、古律汇通的赋学风尚。可以说,《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是清代赋学的收关和总结,具有观照清代赋论乃至历代赋学的学术意义,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建构多维 领新赋海——评侯立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

作为一种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成果丰硕.近五十年来,赋学研究曾一度备受冷落,但随着马积高先生<赋史>的问世,赋学研究渐渐地"热"了起来,尤其是汉魏六朝赋的研究,在当今似已成为显学,其研究成就斐然,新作迭出,侯立兵博士的<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便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部著作.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论赋话的渊源及其演进

赋话是一种近于诗话之漫谈随笔性质的赋学理论批评形式。赋话滥觞于汉魏六朝,唐宋以后则包容在诗话、四六话和笔记之中,一直到清代才最终走完了与诗话分离而独立发展的历程,成为文学批评的样式之一。在赋话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笔记文体的影响,王铚、浦铣等人的贡献,尤其值得进一步的重视和研究。     

汉魏六朝游艺赋的文化意蕴

游艺历来是赋体文学表现的重要题材之一,游艺赋在汉魏六朝有大量留存。汉魏六朝游艺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包括民俗价值、哲理内涵与伦理意蕴。     

论《文心雕龙》的文体形式

汉魏六朝文学,以诗、赋和骈文为主要体裁,基本上是骈俪文学一统文坛的局面.完成于南齐末年的《文心雕龙》,不仅全面总结了骈文的创作经验,奠定了骈文学的理论基础,堪称“体大思精”,它在文体上的造诣也为后人所称     

唐宋赋学论议

唐宋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中衰期，其理论成就上不及汉魏六朝，下不及元明清，然唐宋两代科举试赋（律体赋）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赋论特色：一是赋的本体论，即赋如何写的问题，亦是璺学古律之辩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赋与科举的牵连，围绕着科举试赋，文学派与经义派展开了不断的论争，并备才学之辩发展到朋党之争，赋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凸显。     

论明代赋学批评之演进

明代赋学,出于对唐宋以来辞赋创作浮靡风气的反省自拯,以及对元代祝尧等赋论家重情说的继承,复古重情成为当时的理论倾向,且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即明初重儒思想下的复古赋论,以前后七子等为代表的明代中期的复古赋论,后期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赋学论争以及对汉魏六朝赋的归依.虽然新义不是太多,但在反对前代唐律赋以律束情、宋文赋以理掩情的基础上,提倡“祖骚宗汉”以与时文相抗衡,引领了清代古体赋学的繁荣,在赋学批评史自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汉魏六朝咏物赋体物日常化与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经验的转捩

从审美角度重新认知汉魏六朝咏物赋,是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抒情方式及自然审美经验新变的重要途径.在创作方式上,汉魏六朝咏物赋通过把原始自然审美观念作用于对物体及精神层面的摹刻,使"体物"对象得以延展,从而为中国传统审美视域的扩展创造了条件;其次,汉魏六朝咏物赋的表现对象从目力所及之物向外部自然推展,体现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和俗...     

陆时雍诗境理论及其在《古诗镜》中的实践

诗境是陆时雍诗歌批评的主要标准之一。从他所选《古诗镜》零散的评语中,可以看出有关诗境本质及生成特点等方面的突出见解。《古诗镜》不仅在汉魏六朝诗歌批评中充实丰富了传统诗境理论,而且由前人对个别作品诗境的简单感悟,扩大为对汉魏六朝诗史的整体观照与崭新诠解,尽管其中慧识与偏宕并存,但其开拓性贡献仍具有不可忽视的诗学史意义。     

真的情 美的歌──读王茂福《汉魏六朝名赋诗译》

真的情美的歌──读王茂福《汉魏六朝名赋诗译》赵伯陶放在手中沉甸甸──友人王茂福从宁夏大学寄来了他的新著《汉魏六朝名赋诗译》。仅仅２６篇赋的选注，也许难以概括这一文体在汉魏六朝八百年间发展嬗变的轨迹；然而除那些洋洋洒洒又文字艰涩的大赋作品没有顾及外，该...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

“习俗催生艺术,艺术改造习俗”,文学艺术与民俗结有不解之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魏六朝赋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包括节日民俗、婚育民俗、信仰民俗和礼仪民俗等。挖掘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对研究一些民俗的起源、本义及其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异域知音: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教授的辞赋研究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是西方当代著名汉学家和汉赋及六朝文学专家.他积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古代辞赋的译介、研究及学术交流、传播诸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其辞赋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昭明文选>所收赋篇的英文翻译;对汉魏六朝赋篇的具体剖析;对西汉赋家扬雄的全面探讨:对中国古代赋学若干专题的精深研究.康达维教授的这些成果代表了20世纪西方学者赋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康达维教授也因此被海内外赋学界誉为"当代西方汉学之巨擘,辞赋研究之宗师".     

论汉魏六朝文人俗赋

汉魏六朝文人俗赋冲破了辞赋宫廷化、贵族化的藩篱,将眼光投向社会下层和世俗人生,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巧妙,风格诙谐,在传统文人雅赋之外别立一格,使赋坛上雅俗共存,典丽与通俗兼容,大大丰富了汉魏六朝赋坛的景观。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文人俗赋数量不多,创作队伍不大,发展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在雅文学的夹缝中浮沉挣扎。这种局面实在是汉魏六朝雅文学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文学为贵族所垄断时代之必然。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声律论和平仄律的比较研究

谈到中国诗歌中的近体诗,六朝无疑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时期。因为,六朝诗不但上承汉魏的古体诗,同时下启唐代的近体诗。就中国诗歌的发展史而言,六朝,尤其南朝是格律诗的发端。齐、梁以后的诗跟近体诗的形式很相似,到了永明(482～493)时期,四声论已相当流行,当时的文人讲究声律的调和,就产生了永明体。 以前的文论家亦主张声律的调和,但他们讲求自然的声律。那么齐、梁时期为什么盛行讲究声律的风潮?主要原因:(1)东汉以后,佛经的翻译和梵音的输入,音韵研究颇发达。这成为声律运动的推动因素。(2)乐府衰亡以后,新转入有词而无调的时期。诗既离调,诗的音乐要显现出诗的文字,音律的作用就是要在诗的文字本身显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试说汉魏六朝碑同根葬词

汉魏六朝碑中的同根葬词数量可观,时代确定,材料可靠,学术价值高,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资料。通过对汉魏六朝碑同根葬词的考释、分析,揭示了该类词的基本面貌、语义特征,同时也考察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这类词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