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投资与欧洲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被广泛地论述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本文考察这一波改革的理论叙事与政策实践,检视福利国家调适的性质与影响。通过激活个体能力和自理责任以及开发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社会投资政策致力于因应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风险,适应21世纪竞争性的知识经济形态。尽管与福利紧缩时期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积极的社会投资并未能根治西方福利国家的内在结构矛盾,并不足以带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范式变化。这一导向的改革政策触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内在的不平等、社会脆弱性和社会排斥问题,也强化了市场导向、效率至上和商品化的治理原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去政治化的功能,并促进了社会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再商品化,因而毋宁是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从理论上廓清这场改革的性质,也可以为中国福利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有意义的规范性反思。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

“风险”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观念。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既对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挑战,也迫使我们调整思路以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而知识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     

基因技术的社会风险

基因技术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许多希望。但是,基因技术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潜在危害,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产生威胁,对人类价值观产生冲击,从而在社会各个层面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探讨基因技术将给人类带来的社会风险,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有助于促进基因技术的良性发展。     

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湖北人”污名的分析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污名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湖北人”污名为例,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发现,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表现出突发性、内隐性和单向性等突出特点,社会风险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信任危机以及风险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和扩散。污名应对的中国经验表明,结合风险社会的特点,通过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提升预防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合力消除污名,这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也应进行更深入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系列创新,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通过典型案例与理论研究发现,就“技术[CD*2]治理”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风险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只有对技术做出最佳选择,才能促使治理效果最佳化。就“政府[CD*2]社会”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而且通过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社区参与与社区赋权促进了民间社会成为治理主体。就“挑战[CD*2]前景”而言,人工智能将在许多方面迅速使人类智能落后,最重要的风险治理技术问题将由人工智能负责,出现所谓的“技术奇异性”或“奇异性”现象而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就“不足[CD*2]陷阱”而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人类大脑要危险得多,它可能逃脱人类控制并制造更大的社会风险,在治理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新的社会风险。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快速性、准确性与广泛性其他功能,促进了风险治理的重大变革,治理者应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主动适应其发展变化。     

风险社会的后果及其规避探析

风险社会作为人类反思现代化所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对现实社会未来走向展开的一项前瞻性预测。以不确定性和损失性为主要特征的风险社会的到来要求我们去探讨它所造成的后果以及我们如何进行风险规避这一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在世界风险社会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充分发挥国家的主体作用,借助儒家伦理规范企业行为,以及个人通过公众参与途径实现风险规避。     

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风险问题研究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云计算、深度学习、大数据等技术不断普及,人工智能已嵌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影响科技领域的发展,同时也给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等领域带来了风险与挑战。由此,应从社会、政府及人类自身三个层面积极探索应对策略,以期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相互联动的有效合力机制,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合理控制,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探索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推进“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     

风险社会中的文化变迁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全球性的风险也越来越多,我们已完全进入了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的重要地位及它的重要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无法估量的风险,如何消除和转移风险带来的危害性,掌握和了解处于风险社会中的文化变迁的特质,就能对风险有个一个充分的认识.     

从评估到监测:社会稳定风险应对的新策略

当下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频发,迫切要求加强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目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主要集中于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然而实践成效尚有不足,一些被评估为低风险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其根由在于,不仅政策决策阶段可能孕育社会稳定风险,政策执行阶段本身也有可能不断酝酿和产生新的社会稳定风险。因此,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有必要延伸至对政策执行的风险监测。社会稳定风险监测机制的核心是通过监测政策对象态度等因素,预测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的可能,以便及时提供预警信息,防范和阻遏各类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     

科技风险的文化解读

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人们更多关注现代科技产生的灾难风险、市场风险和利益损失,却忽略了其文化风险。从文化的要素层面来看,科技风险表现为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观念意识、心理趋向和价值取向构成的巨大挑战;从文化的关系层面来看,科技风险体现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新旧科技文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制造深刻冲突。我们应当转变风险意识,从技术、建制、管理、文化、社会等层面整体有机地防范和管理科技风险,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     

社会转型期农民意识的变化

人的意识的变化既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为的积极建构的过程,转型期农民意识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特征。改革开放前,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的传统意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在小农经济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难以形成或被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农民的意识才真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农民意识呈现出"碎片化"。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需要加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

中国转型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具体表现为多重风险共生、社会自身在保障安全方面具有脆弱性、社会应对风险的思维具有极化倾向。为了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不仅要充分认识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要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实施多元化风险管理策略,正确认识国家的作用,高度重视风险教育,积极实践新型发展观。     

基于公民权利理念的社会福利权利研究

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崛起，社会福利权利会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权保障方式备受关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到底向何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福利权利理念的影响。从社会福利及社会福利权利入手，借鉴公民权利理念，重新审视公民权利理论对构建社会福利权利的指导意义，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应该实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     

反哺人才培养: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新趋向——21世纪以来美国高校服务学习三维进展及启示

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得到重视,如何保持高校与社会之间的高质量有效互动是高校、政府和社会都关心的话题。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服务学习理念以重新架构“服务”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倡导社会服务反哺人才培养而得到许多国家及高校的重视。从理念维看,以关注师生与社区发展福利直接反哺人才培养;从制度维看,通过加大“政校社”制度保障多元助力人才培养;从实践维看,在注重中心机构实体建设中在地化落实人才培养。深入了解和反思借鉴这一点能为中国双一流高校建设中社会服务职能深度发挥、教与学质量整体提升以及人才培养改革提供新的思考。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

近年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福利危机”。为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增收节支;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等。     

社会发展质量诉求与我国社会政策价值导向——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回应

社会质量理论是近年来在欧洲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为应对福利危机,欧洲学者提出"社会质量"概念架构及其指标体系来分析和考察各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影响其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质量理论以倡导社会和谐和社会建设为其基本的价值导向,把握到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本质所在。近年来,我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提升社会发展质量,这与社会质量理论蕴含的社会发展理念正相契合。社会质量理论及其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凝聚四维度理念的提出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可以使我们深入思考社会建设问题,调整社会政策价值导向。     

社会风险治理的公民社会责任

肇始于西方社会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具有指导价值。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市场、市民社会、政府、自然多方面的风险。中国的社会风险既不能解释为国际经验,也不能归咎于改革开放。从社会风险治理主体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存在缺陷。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风险治理体制要让位于由公民和政府共同负担的复合风险治理体制。公民问责和公民担责是公民承担风险治理责任的基本内容。     

基于风险管理视角的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及应对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的步伐,公共政策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日益成为体制改革、经济增长和国家转型的路径手段和依赖工具。本文基于风险管理的基础和视角,对我国公共政策的风险评估作了相关概述,分析了当前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实行的现实必要性,思考了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流程,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后期政策风险的关注点,进而探索我国公共政策风险有效的应对策略。     

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

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对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应扮演的社会角色进行探讨。社会风险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大众传媒在应对社会风险时担负着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为社会公众搭建完善的传播渠道，同时要培养受众的风险意识，完善媒介自身的体制。只有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达到完美的融合，才能构建和谐的媒介文化，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