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州卫建城碑文》与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考论

《岷州卫建城碑文》与《二郎山铜钟铭文》为考证明代岷州卫、洮州卫的建制、规模、历史提供了绝好的证明。岷州卫不是从岷州千户所升置而来,洮州卫也不是从洮州千户所升置而来,这在正史中并未说明。《二郎山铜钟铭文》还对西固城千户所、礼店千户所的设置均有订正。     

明代洮州卫的茶马贸易

明代洮州卫,座落在今甘肃甘南州境内(辖地包括今临潭县和卓尼县部分地区)。此地西控诸番,北蔽河湟,历来为秦陇藩篱,西北边陲重镇之一,是中原通往青、川、藏的交通要道,也是藏回汉各民族贸易往来的商埠,地理位置特别重要。明朝建国后不久,为继续保维中原王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于洪武十二年设置洮州卫后,又设立了洮州茶马司,管理茶     

江淮移民与明清洮州新型民居的形成及扩散

为了巩固西北军事重镇洮州卫的军事力量,明朝将江淮地区民众大量迁居洮州。随着移民文化的播迁,江淮传统民居的四合院二层小楼阁建筑形制,在本土化过程中因地制宜,逐渐演化成洮州合院式土木结构平顶楼房形制的新型民居,并在与各民族的互动交往中以洮州为中心不断向周边扩散,形成颇具地域独特性且融合汉藏民族文化的甘南藏区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道教对藏汉交界地区民间信仰的影响——以洮州龙神信仰为例

自明以降,在藏汉交界的洮州地区形成了以常遇春为首的地域性民间信仰体系——十八龙神信仰。道教在明王朝加强对边地的控制与治理、试图将符合国家意志的民间信仰置于国家信仰体系的大背景下,积极融入到对洮州龙神信仰的改造过程当中,全方位地参与了龙神信仰的构建,使最终定型的十八龙神深深地烙上了道教的印记,龙神日常的祭祀活动亦由道士负责,道教的斋醮科仪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向系统化、组织化发展的龙神信仰的祭祀活动与仪式之中,对洮州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洮州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别

洮州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别卢玉明“洮州”这一古地名，从北周至清末，沿用了一千多年。古之洮州即现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临潭县和卓尼县。两县人口二十多万，是一个藏、汉、回多民族居住的地方。洮州方言就是指通行于临潭、卓“厄两县的汉语。由于历史的原因。...     

甘肃洮州方言成因探析

甘肃洮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北次方言区,属中原官话,但其中又兼具江淮方言、吴方言的特点.洮州方言是生活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卓尼两县以及迭部、夏河、碌曲等县的部分地区汉族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各民族相互交际的主要工具.本文从江淮移民、历史行政区划、语言接触等方面对洮州方言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考究分析.     

多民族区域族际互动空间的圈层与秩序——以洮洲地区为例

洮州地区的各民族在生计发展历史中不断地发生着交往交流交融,并在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洮州内圈的农业经济带、中环圈的农牧交错地带以及联结洮州与外界的资源流动链,共同构成了“圈序-互嵌型”的洮州地方社会。而与“圈序-互嵌型”社会相辅相成的地方文化秩序,发挥着一定社会效应,为洮州这一多民族地区创造了和谐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     

“双困”毕业生的能力拓展与就业研究

＂双困＂毕业生是指就业困难、家庭经济困难的应届毕业生。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高校在校生人数不断增加的客观环境下,在全国倡导教育公平、高等教育招生向农村倾斜的主观环境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尤其是高校＂双困＂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本文对高校＂双困＂毕业生的生活、学习、心理等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从教育管理、就业指导、心理调适等方面对如何加强就业能力拓展提出了建议。     

明代延绥镇、榆林卫辖境考述——兼论河套南部边界的变化

通过梳理明代延绥镇及榆林卫管辖范围等文献,认为延绥镇具体辖境很难确定,但可用延绥镇巡抚和总兵的辖区之和代替。榆林卫是实土卫所,辖区分为延绥镇中路清平堡至高家堡11座城堡和位于镇城附近及自威武堡西至饶阳堡、＂二边＂长城南、界石北的屯地。＂河套＂一词最早出现于正统二年（1473年）,其南界是随着＂二边＂长城、＂大边＂长城的次第修筑,防御重心逐步北移而北移并逐步明晰的。     

基于情景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2009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论坛”综述

2009年10月19日,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09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论坛＂在电子科技大学召开。论坛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情景-应对＂、＂应急管理研究的系统性＂和＂资源/信息共享＂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明代河洮岷地区藏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及其特点

藏族的国家认同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由外在和内在因素相互作用建构起来的。明代,中央政府通过在河洮岷地区实施卫所制度、分封与朝贡、茶马互市等军事、政治、经济政策,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在“国家”政治框架内,藏族群体在民族重构与整合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建构和强化国家认同。从建构过程来看,既有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也有藏族群体的自觉融入。由外在因素的推动最终内化为一种民族自发意识,体现出藏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具有强制性、主动性和自发性的特点。     

明代对河湟区域社会的整合

明代,伴随着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对河湟区域社会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国家政权对河湟社会区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整合。这种渗入式的整合不仅维持了当地社会的内部稳定与和谐,而且对军政管理体制的完备、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明朝中后期贵州侗族基层自治组织执行习惯法的功能刍议——兼论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乡公”制度

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明朝中后期贵州侗族腹地基层自治组织执行习惯法的功能进行了探讨,并对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乡公”制度进行了初步研究。贵州侗族地区存在着独特的双重社会组织,适用两套律法体系。府、州、县和土司执行明中央王朝制定的律法,洞（峒）、款组织和乡公执行本民族习惯法一款约,实行自治,具有独特的村寨自治功能。     

试论明朝政府的“茶马互市”管理制度

“茶马互市”是指以内地茶斤交换藏区马匹的经济活动。唐、宋以来,以明朝政府对“茶马互市”的管理制度最为完备。本文从明朝政府对茶叶生产、茶叶运输、茶叶贮存、茶叶销售的有效管理,以及修复和拓宽茶马古道等方面,阐述明朝政府通过熟练地运用“茶马互市”的经济杠杆,以达到治理藏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     

明清时期甘肃藏族社会发展初探

甘肃藏区和其他藏区相比较,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并较早得到各族人民的开发,社会经济相对繁荣,民族文化业相对进步。明清时期,甘肃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历史的角度就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甘肃藏族的施政以及甘肃藏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作一梳理。     

校地合作:藏区高校特色发展探索

藏区高校,以立足藏区、依靠藏区、服务藏区作为自身办学的根本宗旨和出发点,迫切需要加强与地方的紧密联系。藏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也迫切需要高校为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藏区高校与地方开展合作,是双方共同发展的需要。文章从藏区高校与地方合作的紧迫性、合作的内容、以及合作的路径等方面,对藏区高校校地合作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期望对藏区高校和地方的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明代广东的市舶太监

广东是明朝的外贸中心,其市舶贸易管理备受重视。自永乐朝派遣宦官提督市舶后,广东的市舶事务就基本上处于市舶太监的管理之下,明初的市舶管理体制被改变。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市舶太监权势不断扩张,更加横行无忌,引起官民的强烈反对而两度被裁撤,最终无权干预广东的市舶事务。我国历代有差遣宦官直接参与广东海外贸易的传统;在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明代,派遣宦官主导广东市舶事务是中央加强经济控制的必然趋势和宦官势力扩张的结果,同时也与中央强化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有关。     

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     

论行政权力对明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影响

明初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 ,轮番采取“通”与“禁”的政策 ,使宁波海外贸易曲折发展。明中叶以后 ,政府又实施“海禁”、“限制私人贸易”的政策 ,致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运用行政权力 ,放纵私人贸易 ,甚至出现与商人权钱交易的现象 ,从而使民间贸易快速发展。     

试论冶力关地域民族生态文化与旅游开发

冶力关是地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临潭、卓尼、康乐等县境内的国有林区，现已转型成一处新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因地域环境特殊，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秦陇文化在此地交映生辉，形成多彩的民俗风情。生态文化旅游的开发促进了这一地域民族传统文化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