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化: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

20世纪中国文化变动的总脉络,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在事实上由一体化向复调化的嬗变和人们在主现上一体化冲动的二律背反.这种冲动的根源一是传统文化的整体论,,二是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人类社会三大领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分离,社会结构一体化在逐步消解,文化的复调化就成为必然.中国正处在外源追赶型现代化过程中,配合社会转型的文化转型任务非常急迫,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总的趋势,应是层面分离化和理想性文化的复调化.充分认识这一趋势,有利于完成文化建设的任务.     

注意从文化形态上研究近代社会

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动,本质上具有文化转型的性质。文化转型这一视角更能全面反映近代历史的变迁。本文拟就如何从近代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层面、思想文化层面拓展和深化研究谈一点看法,以为抛砖引玉。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家的退出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第一推动力".社会的顺利转型,需要享有一定自主性的国家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提供社会价值和运行规则,规制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结构与过程,构成现代国家的治理基础,当前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要求政治层面的变化,还要求加快推动社会发展,以配合现代治理模式的运行.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在于,国家治理转型需要现代社会提供基础,社会的良性发展又要求国家提供政治动力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嵌入的.     

论文化转型

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以文化转型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变迁又催生了社会转型.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起着价值引领和整合协调作用.分析起来,后现代社会主要发生了五大形态的文化转型: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公益性文化向盈利性文化转型,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文本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型.这些分属不同层面的文化转型,通过自身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试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正是这种统一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外部条件,并且造就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两次机遇.两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层面的现代转型.这三个层面文化转型的逻辑是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年来国内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往往注重马克思主义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文化层面的中国化,以致造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之间的某些不协调,从而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完全意义上的结合.其实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具体化、民族化在内的大众化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实现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是社会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而且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通过探察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与不同之处，是为了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来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根源和未来趋向。     

现代社会共享性之本位价值信念的生成:历史根基及其实践合理性逻辑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持续、深刻、全面的整体性转型.社会转型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相同步,就其主题特质及其内在轨迹而言,是中华民族之本位价值观念的寻索与探求的过程,意味着社会之基本价值关系的全面调整和有效转换,并通过社会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而具体表现出来.在社会经济价值观变迁方面,表现为在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博弈中,公正与共享价值观的胜出;在社会政治价值观变迁方面,表现为由"权力型政治"向"权利型政治"的转变中,现代公共行政的治理价值理念的出场;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则表现为由抽象的"伦理本位文化"向新"公民本位文化"价值理念的转变.这是价值取向方面,社会由"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再到"人文公共性"本位的制度文化追求历程中,新质的社会共享性价值信念和理想的渐进生成与有机呈现过程.     

运河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

运河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河学是一门以运河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问,通过研究运河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城市等之间的关系,可以充分认识运河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     

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功能论析

我国区域内的公共治理的一体化对于政治协调提出了新的功能要求。政治协调在区域公共治理中的功能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层面。其中政治协调功能实现的路径主要在于:均衡区域政治资源配置布局,创设区域公共治理政策集群,推进区域社会管理创新。     

从经济转型到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转型深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议题

始于20世纪末的大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体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且还体现为政治、社会、文化、认知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转型是一般性和特殊性共存的历史演化过程.在转型的起点、动因、过程和任务等方面存在着共性特征;在转型的方式、策略、路径和绩效等方面存在着个性差异.目前,主要的转型国家已经历了转型的准备阶段、转型的启动与正式推进阶段,并且正在步入转型的深化阶段.转型国家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通过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是所有转型国家的共同任务.其中的核心要素就是建立起由具备充足治理能力的强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市场及社会互惠共生的有效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论公共政治场域中的宪法治理与政治传播

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为重点和难点的新改革时代,政治场域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其治理转型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而通过制度创新、体制改革和宪政认同来重新整合和聚合多元化社会、保障改革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宪法治理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并伴随着适应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要求的“政治传播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开创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研究,结合中国实际与改革目标从宪法治理的视角,开创新时期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境界.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传播在未来公共政治场域结构生成中的功能地位,并展望了政治改革与传播革命的耦合与共振机制的可能性.     

转向中的制度伦理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探索

制度伦理从一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中生成,在塑造国家形态、促进建构公正的制度、引导政治生活良序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制度伦理不是因循守旧,而是伴随着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以及制度变迁的历程,相应地进行适时的调整。改革开放促发的经济市场化转型,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使得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推动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在制度伦理建构诉求上的突出表现是彰显法治的根本性、民主的独特性、民生的优先性,以及渐进性地推动全面改革。这就需要积极引导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制度不偏离公正性,努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探索中持续展示新的活力和示范价值。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组织化调控: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

分散社会的组织化是构建中国社会调控体系的历史前提与逻辑起点,组织是支撑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是革命性的,但整体的转型过程是相对有序而平稳的,其基本经验就是: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根本保障力量,组织化调控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核心主导机制。组织化调控的根本缺陷在于治理成本较高和政治风险较大,并且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常规化与弥散化,在组织化调控体系中培育与成长制度化调控模式是中国国家建设和治理体系重构与再造的基本趋向。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论先进文化与行政伦理建设

一、先进文化的内涵及其重要作用 文化,作为社会范畴中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子系统,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它不仅与经济、政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而且是一个由多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体系.文化在工具层面上是指科学技术,是人在客观世界的总结和创造的工具性效率性的知识和技术手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史的第一位的要素.在思想层面上,文化还包括政治文化、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     

“乡土中国”及其终结: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再认识——兼谈整体社会形态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社会治理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不是中国乡村社会形态。自晚清开始,随着中国被动地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而被迫步履蹒跚地迈向现代世界,传统"乡土中国"不得不走向终结,由于这种终结是被迫发生的,因而是扭曲的、病态的。但费先生在揭示这种扭曲、病态的终结形式的同时,也构想描绘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对于今天正在实践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也应该在整体社会形态之现代转型的视野下来认识;套用费先生以"乡土中国"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方式,不妨称经上述转型而来的新社会形态为"城市(镇)中国"。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