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义以为上“荣辱观及其价值导向

儒家在其道德建设过程中,强调"义以为上",力图使其道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人们关于荣辱的体验,形成相应的荣辱观,实现其价值导向。儒家认为人"非利不生",用"义以分之",主张"义以为上"荣辱观,把"计利富民"作为价值导向,从而树立其在道德建设中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论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构建

构建当代中国道德体系,是构建当代中国价值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克服我国当前令人堪忧的道德问题的紧迫需要。构建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现实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它的历史资源。当代中国道德规范体系是一种以和谐主义为价值取向和核心内容,以共赢、公正、负责为基本原则,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敬畏、永续为基本规范,以“义”、“忠”、“孝”为基本要求的道德规范体系。构建这种道德体系亟待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道德观念,特别是破除国家是道德立法者、人民是道德守法者的观念,确立所有道德主体都既是道德立法者又是道德守法者的观念;破除道德意味着自我牺牲的观念,确立道德是有利于人更好生存的生存智慧的观念;破除个人与他人、个体与整体在价值上相互对立的观念,确立他们可以实现价值共赢的观念。     

儒家文化视角下的现代大学德育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道德文化的精粹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儒家道德文化以“内圣外王”为价值目标、“以人为本”为基本精神、“知行合一”为践行方法，建构起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慈、惠、勇为主要范畴的伦理思想体系。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吸取其精华，对创新和发展现代大学德育目标、原则、方法和途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关键词：大学德育；内圣外王；以人为本；知行合一；继承；创新     

天人观视野下的孟荀人性论之争

孟子、荀子间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源自天人观上的分歧。孟子之天人合一乃个体的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荀子之天人相分为群体的人与自然之天的分离。孟子以心善言性善,认为性在心中;荀子以欲望为人性,认为性在身。在孟子,天人因道德而合一;在荀子,天人因道德而相分。     

论儒家天人合德思想的伦理意蕴

针对中国古代儒家从天人合一引申出天人合德,论证了本体论依据,确立人的价值和道德的本原;天不仅是个人和人类社会的道德之本,而且也是人类的道德价值本原。天人合德建立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立论根据,高扬了人在宇宙间的主体性和独特的道德价值属性,确立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终极关怀和价值追求,反应了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     

孟子心性论的逻辑架构

在战国中期的人性论思潮中 ,不同于告子 ,孟子认为 ,完整的人性结构包括义理当然性之性、生物性之性两个部分 ,其中前者居于关键地位。通常所说的“性善论” ,实际说的就是义理当然性之性是善的。性善论也具体地展开为两个方面 :“性本善”涉及了本体问题 ,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 ;“性向善”涉及了功夫问题 ,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为了进一步彰显性善论的道德激励功能 ,孟子继而原创性地开启了“以心善言性善”的基本思路 ,并揭示了“四心”与“四德”的微妙关联 ,最后把“本心”既解释为本体论的实在 ,又解释为存在的过程     

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弘扬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德蕴含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导引人们的正向价值目标”以及“体现侠义道义精神”等。传统“义”德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义与利、义与忠、义与孝等人伦关系实践中。自春秋以来，“义”德在社会中不仅是统治者治国的纲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亦是正人君子结交的原则，涵育个体人格的依据。传统“义”德不仅可以指导个人价值选择，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宝贵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弘扬传统“义”德，须与时俱进，弃糟扬精，并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将其纳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时代新人（特别是青少年）培育的实践中，丰富其时代内涵，方能赓续其永恒价值。     

论点摘编

“天人合一”不能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刘立夫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撰文指出,“天人合一”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但对其内容却是见仁见智,并无定说。如果将其思想核心确定为“合”、“和”或者“和谐”,不会引起多少争议,但如果将它说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则很难让人信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在历史上每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那里,几乎都难以找到完全相同的天人观,论其要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天人相类、天人一体、天人同性、天人同理等几种类型。在价值倾向上,儒家的天人合一主要是政治性和伦理性的,儒家主要把天作为“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义理之天”来看待;道家的天人合一主要是境界论上的,道家的天多含“自然之天”的内容;道教的天人合一论则既是自然主义的,又是泛神论的。无论在哪种天人观念中,“天”都具有绝对性和权威性。所以,中国哲学家论天道均不是目的,其落脚点必是人道。天人合一的理论尽管也涉及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以政治、伦理和精神境界为本位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才是天人合一论的核心内容,其思想资源比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意义大得多、宽得多,也复杂...     

孔子正名思想探源

孔子的“正名”说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发端于前孔子时代人们对于“名”的深入思考。“名”这个观念受到重视与礼乐文化密切相关,由此,“名”的问题展现为两条进路：一、与名分义相关的政治进路;二、与名声义相关的道德进路,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两个方面。澄清了这个过程,就会看到,孔子正名思想不能简单地看做中国古代逻辑学的起源,而应当看作儒家内圣外王之义理规模的发生地。     

试论《白虎通义》的总体特征

本文通过对《白虎通义》文本的分析,认为在把握《白虎通义》的总体特征上有三个关键词“天人相与”的世界观,“唯象唯法”的方法论,“神道设教”的政治实践。它对周礼和董学既有承袭又有发展在天道秩序的建构上超越了周礼,在诸礼义理的甄别和礼制框架的设定上又超越了董学。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唯一的一部官方礼典,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法象论》发微——戴震“气化”思想的目的论意义

作为戴震首篇义理论著,《法象论》从“气化”角度阐明了对天人之道与人性的理解。“气化”的过程被描述为“生生而条理”,这表明天人之道不仅是自然“生生”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着自身的规定性。同样,以“气化”为基础的人性既包括“血气”这一自然事实,也包括“天德”这一具有规范性的道德意识,人性中的自然事实与道德规范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戴震的“气化”思想呈现出目的论色彩：“气化”创生的过程以“条理”作为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然人性以道德倾向为其内在目的。由此,戴震得以肯定情欲中内在的道德意义,并最终提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人性理论。     

东夷西夷之辨与圣人的中国之志 ——《孟子》“符节”章考释

《孟子·离娄下》“符节”章将舜、文王分别视作东夷、西夷之人，认为这两位圣人虽然身处的时空差异巨大，但“得志行乎中国”则是相同的。此章包含考据、义理两个面相：前者侧重东西五地与“夷”的历史地理考据，后者侧重先后千年与“圣”的儒家义理辨析。考据、义理同为重头之戏，但重中之重又是义理。以“夷”为例，赵岐、朱熹等人将其与“中国”对言，解作“夷服”,表达了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观，旨在彰显夷夏之辨；毛奇龄将“夷”解作“一边”而与“中国”对言，表达了方位性的国家地理观，旨在消弭夷夏之辨。夷夏之辨从内含到消弭，曲折地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扩展为世界大同的路径依赖。以“圣”为例，这一路径依赖鲜明地体现为圣人的中国之志：假如事事处处、始终如一地以舜、文王为符节，所有道德实践主体均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由此可见《孟子》单章研究的学理价值及其必要性。     

孟子王道政治学的人文之维

孟子王道政治学的人文之维 ,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 ,从思维方式看 ,它以为道德是“整体” ,政治是“部分” ,道德是决定政治的 ;其次 ,从价值取向看 ,它既确立了人民本位的理想目标 ,又突显了君主道德的决定作用 ;第三 ,从实际运作看 ,针对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出现的二重主体性 ,它制定了“俊杰在位”的宏观策略。这种旨在为智识分子以义仕派风格介入现实政治实践而张目的王道政治学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曾经产生极其深远的文化影响。     

从天人合一重释孔子之天

分析<论语>中孔子言天的语录,可知孔子是讲天的,其言之天不是自然之天,也不是多重涵义的相混之天,孔子以天人合一为视角,从外在性和内在性两个向度,言明了天的主宰义和道德义理义.其言之天是浓厚宗教色彩的主宰之天和浓厚价值意蕴的道德义理之天相圆融的一体之天.     

儒家思想现代应用的局域性定位

现代文化复兴建设,重要的原则在于对儒家思想的价值体认和应用定位。今天儒学在现代生活的应用定位,可以设想只把它限制在道德修持人格塑造的人学、社会伦理学说和哲学义理领域。对儒家伦理思想必须进行现代转换和实用性设计,实现文化的大众化,让“百姓日用而知”。     

天——中国伦理道德的形上根源及其现代命运

天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作为道德原则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而存在。作为道德形上根源的天,其内涵的确立及发展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突破:第一次为人格之天到义理之天的转变,第二次为心性义理之天到现代道德形上学重建。通过对人格之天、心性义理之天在道德原则合法性问题上的作用及自然之天对它们存在地位的冲击的探讨,可以揭示出天作为伦理合法性基石的深层理论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揭示可以为进一步深入思考当代道德形上学重建的可行性路径提供重要启示。     

一个世界与两个世界——中西天人关系再思考

传统中西方文化价值模式分别为天人合一的价值模式和天人相分的价值模式.人类本应有两个世界:感性生命世界和道德理性世界.中国传统儒家否定了人的感性生命世界,因此天人合一的价值模式只剩下一个纯道德的理性世界.西方传统文化肯定人的感性生命的合理性,因此天人相分的价值模式含有感性生命的世界和道德理性世界.     

儒家传统荣辱观借鉴

以荣辱观教育统领道德教育,以道德教育统领人才培养,这是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和社会治理思想的精华。传统儒家荣辱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无非有二:一在知耻,二在求荣。儒家一贯认为,不知耻无以为人,不求荣无以为尊。因而主张荣耻对立,泾渭分明,荣荣耻耻,礼义立人。以知耻教育来推进义理教育,以义理教育来保障道德秩序,以道德秩序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正是儒家认定荣辱观教育为“治教之大端”的基本思路。认真分析儒家传统荣辱观,可以为今天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的多维阐释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业已成为我国外事工作的重要价值导向。这一科学观点的形成,是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为理论之基、以中国传统义利思想为文化之源、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为历史之维的建构过程。在理论之基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继承了国家利益观、国际主义思想、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道德和正义原则的理论精髓,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向当代形态的转换;在文化之源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科学地把握传统义利关系中“义”“利”的价值定位,实现了对传统义利思想的超越;在历史之维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发展,实现了义利关系由国内战略向国际战略的视域转换。     

论孟子义利观的内圣走向

孟子让形上本体之天为道德主体行"义"提供价值根据,体现主体道德实践的自律自觉,然这亦使孔子修己安人的双向价值旨归逐渐趋于单一性的内圣走向。价值目标的单一性使孟子将"义"于其现实基础的利中进一步抽离,"惟义所在",使"义"越来越纯粹化,甚至"义"本身就成了空洞而毫无内容的目的所在。然而这些理论自身的弱点很容易在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异化以及被特殊的文本诠释者所利用,这就使孟子义利观很难摆脱其文本原意而被明显歪曲的命运。如此一来,被人为改变后的孟子义利观会对当世及后世社会文化思想造成无法回避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