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正名观的精神阶梯价值

正名观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仁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章认为,“正名”乃先“正字”,先“正百事之名”,百事之名顺,则可继而在此基础上以“正”在政和为政之“名号”。孔子“正名观”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主张的先导．是儒家为参政、为政而搭设的精神阶梯。孔子正名思想使儒家的“仁”和“礼”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是儒家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路径。孔子正名思想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具有积极的精神阶梯价值。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孔子正名说的古典诠释考述

从战国后期到汉初这段时间,大致属于孔子正名思想的探讨和定型阶段,其间尹文的正名尚带有黄老形名之学的先秦学派痕迹,到董仲舒则从大一统的角度,并借助名实等观念对孔子正名以及整个孔子思想做了剖判定位。随后,关于孔子正名的理解就逐渐转向从经学角度出发的正言语从而正名分,在汉、宋思想的交错中,又逐渐分化为正名字与正名分两个分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整个孔子正名思想的诠释史其实也是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立足、发展和主导的历史。     

论《荀子·正名》对孔子“正名”说的继承与改造

孔子“正名”主要是指出语言运用不当造成的事实混乱,其含义相当粗略与模糊.《荀子·正名》看到了名实混乱的危害,提出了制名的方法和原则.相比孔子之法先王、复周礼,《荀子》是法后王、制新礼,已经开始寻找与当前政治上的强者合作来结束名实混乱的现状.同时《正名》关于道法、名礼的论述,上接黄老下启法术,具有关键性的承接意义.     

《左传》中的释言句式与乱世君子

《左传》中散见于人物言谈的定义式语句,对一些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作出了解释.这一类语句的使用,与乱世君子在种种复杂、紧张局面下的实践和判断深切、具体地融为一体.君子对语词“正义”的努力追求,反映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背后名、实脱节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当可视为老子“名可名,非常名”、孔子“正名”思想得以酝酿、产生的经验背景.《左传》则通过大量先例的引述,显示出孔子“正名”议题在春秋时代的具体内涵和特殊意义.     

孔子的逻辑思想新探

本文以孔子传统的“正名”逻辑思想为基础 ,从概念 (名 )的定义、推理、思维规律等方面对孔子的逻辑思想进行大胆探索 ,进一步论证了孔子是中国古典逻辑的启蒙和先驱     

荀子名实观探微

荀子的名实观主要是对孔子正名主义的继承,同时也受到名辩学派的影响。荀子认为,“名”的实质是“期累实”;其作用是“明贵贱”、“辩同异”;重视“名”的分类,并对“乱名擅作”进行了批判,形成了“依实定名”的唯物主义名实观。     

孔子正名论的逻辑思想

正名的思想,在中国逻辑史上发生得最早。《尚书》所谓“取类正名”,《吕刑》所谓“正名百物”,还只是一般地讲到了名实关系。管子生活的年代虽早于孔子,《管子》的《枢言》等篇中,虽也有着“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故先王贵名”等有关“正名治国”的思想,但今存《管子》一书实为后人所假讬,未足尽信;而且它也只是一般地讲到了正名的意义,也还只是一般的“正名实”之说。比较可靠而又比较系统地对正     

“必也正名乎”详解

“必也正名乎”是阐述卫君辙与崩刂聩谁该当国君的问题。所谓“正名”,是确立崩刂聩卫国合法继承人的名分而贬刺卫君辙。《谷梁传》与《公羊传》对于卫国立辙为君的阐释,大乖孔子经义。孔子“正名”思想可以用于政治实践。“正名”来源于礼制的崩坏,其原义是政治思想,但后来被孔子转移入《春秋》成为一种著述原则和文化精神,再渗透入士人的心灵而成为儒家标志性的人格力量。     

儒家孔荀正名思想刍议

正名思想是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孔子正名的率先提出,荀子对正名的继承与发展,为正名思想在先秦哲学思想中的价值体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中的＂仁＂、＂礼＂的思想,荀子正名思想中的逻辑制名,都是正名思想的价值内涵。先秦儒家孔荀正名思想不仅在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严重失衡的春秋战国时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当下社会构建名实相符的社会制度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孔子正名说的马克思主义诠释考论

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改造时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陈伯达和毛泽东等人就已经确立了研究孔子正名思想的范式,提出孔子思想在政治上是正封建秩序之名的保守主义,在哲学上是以名为第一性的唯心论。这一范式的影响非常大,从建国后一直到90年代都不乏因袭者。然而,8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孔子正名所特有的儒家文化内涵,从而对传统的理解范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修正,而这种修正又与当代新儒家的看法有不谋而合之处。     

长洲文氏的家族积淀与文徵明的出现

长洲文氏是明清时期苏州著名的文化世家,兴起于明代中叶。先世武弁的文氏家族在迁苏后弃武习文,第二代文洪中了举人,第三代文林、文森兄弟皆中进士,至第四代更是出现了文化大师文徵明。作为家族中声名最为显赫的人物,文徵明的出现无疑标志着文氏在苏州的勃兴。文徵明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本文以家族内部环境为着眼点,通过梳理文氏家族迁苏后在文化上的发展脉络,探讨家族为人才出现所提供的先天和后天因素。     

孔子“道”范畴的哲学阐释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其意义。孔子的“道”范畴具有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涵义，人道观是其重心。就人道观而言，孔子的“道”主要是指以“仁”为最高范畴的价值理论体系，它蕴涵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目标；以“礼”为核心的价值准则；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理想；以“中庸”为核心的方法论和以“君子”为核心的理想人格。     

吴中四才子的功名心

从明弘治到正德嘉靖年间,吴中地区文人才子辈出,而徐祯卿、祝允明、文徵明和唐寅作为这一时期的吴中文人的代表,固然具有不同于普通文人的潇洒态度,其功名心的存在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他们,走仕进道路、参加科举是很自然的选择。但是这种功名心并不强烈,这也契合了当时吴中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的氛围。     

明清西方力学在华传播路径研究

明清西方力学在华的传播为中国近代力学发展奠定基础,其传播路径反映了社会文化差异、受众认知特点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知识的积累及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成为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基石;17世纪初西方力学的发展水平、中西文化差异及明清受众对西方科学的态度转向影响了西方力学在华传播路径的形成;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西方力学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理论与技术各异的传播路径。该路径的形成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重构以吸收西方力学知识的过程,也是中国近代力学发展的缩影。     

孔子<论语>语录的艺术魅力

先秦诸子,灿若星辰,光耀千古,唯丘一人;汉唐帝国,儒术独尊;宋明理学,儒家为本;清末民初,尊孔读经;现代文明,<论语>为根;超越阶级,以人为本,跨越时空,人文精神.     

“仁德”与“玄德”之同质异向——先秦孔子与老子“德”观念发微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德”观念既是政治上的重要观念,同时也是哲学上重要的概念。周人提出“明德”观念,将商人所重视的“鬼神”“上帝”观念拉回到现实中的民生世界、道德世界。然而,随着历史时空流变,“明德”观念趋于固化而难继“坚明”,礼乐制度随“德”的观念一同趋于瓦解。为解救周代“德”观念之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分别朝向“仁”与“玄”的不同方向拓展深入。他们或发掘“德”的深邃内涵或改造“德”的内涵另赋予其形而上特质。虽然老子“玄德”与孔子“仁德”不同,属于异向度地对周“明德”观念的发展,但他们的“德”都不是拘泥于外在形式化的礼乐规范;相反,均体现了对内在“心性”的重视——孔子主张以“仁”释“礼”,老子则脱离开僵化的周“礼”表象而旋转深入显露出了“慈爱”的柔软质地。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关于丘长孺的考辨

明代袁宗道说:“长孺非游闲公子,其胸中磊块甚,姑托游闲以耗磨之。”袁宏道说:“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其妻说:“吾夫风流命世,儒雅超群……留千百载文章,声价濡毫伸纸,与祝枝山文征明齐芳。”李贽也称赞他是“麟凤芝兰”。他勤于著述,却著而不署。他就是“廿公”、“笑笑生”——一位反道学的斗士邱长孺。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朱鹤龄性情观述评

明清易代之际,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再度高扬,很多有志之士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也有一些人采取逃避隐居的办法面对现实。然而清朝的政局日益稳固,复明的希望日益渺茫,能否坚守气节,能否保持性情,是很多遗民面临的艰难考验。为此朱鹤龄提出了要保持性情之正的说法,希望大家守住气节,心存明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