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分析

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即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而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突破口就在于落实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本文从对公共物品及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入手,进而分析现行体制下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主要分析了以制度外财政为主的公共资源筹集制度和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针对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供给主体责任不清,相关的财政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供给决策上需求导向性缺失等。最后提出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制度创新路径。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组织农民:资源落地与供给有效--以湖南B村自组织公共品供给实践为例

资源落地困境是当前公共品供给实践中的突出难题,如何提升公共品供给效能引起学界和基层治理实践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组织农民是形成有效社会联结、回应新时期资源落地困境的重要抓手。以湖南B村为例呈现了当地的自组织公共品实践,探讨在制度内供给模式下,如何通过农民组织化的方式形成输入性资源与基层社会的有机联结,避免供需不匹配、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精英主导与社会整合下的农民组织化实践破解了资源输入与基层社会及分散化农民对接的难题,不仅回应资源输入背景下资源落地与公共品供给有效的困境,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建设发展应当坚持农村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以组织化的方式有效整合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真正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困境与实践方向

农村公共品可以说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基础,国家也通过转移支付资金、“一事一议”政策等来支持公共品供给,实际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仍然不足。笔者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公共品供给困难主要是由于制度的规定性与当前农村社会基础的偏离所致。要解决公共品供给困难的问题就需要增强村集体组织的力量,以农民合作的方式实现公共品供给的目标。     

我国村级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构建

村级公共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村民有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可能性,但我国村级公共品“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忽视了广大农民对公共品的实际需求,使村民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成为不可能。为破解这一现实困境,就要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村级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而加快基层民主建设、改变基层干部的产生办法与绩效考核办法、深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推行村级公共品投资主体多元化是构建村级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现实路径选择。     

论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而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渠道“变窄”,短缺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与农村税费改革相关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在乡镇政府职能、财政体制、公共供给的决策机制、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公共品筹资渠道等方面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     

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在资源约束下具有需求的秩序性和动态性特征,而现实中的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不仅表现在供给总量的不足,而且在供给结构上存在严重的失衡。其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供给体制”、“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体制、政府职能划分不清等。因而,化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就必须改变城乡分治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对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特征探析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一些新的特征:供给主体单一化、主体责任集中化、管理体制分权化、地区不平等扩大化、供给投资流失化和公共品生产负担转移化.为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并积极从投入、决策和绩效管理等方面推动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与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后"乡土社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农村的"空壳化",导致公共品需求主体缺失,农村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难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搭便车问题,乡村的异质化使得公共品供给组织成本加大等供给难题。同时,对现行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中村干部、混混、社会精英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精英+宗族"、"国家+村干部"、"农户+农户"等可能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模式是政社合作型。政府与村庄之间在资源上的相互诱导与吸引,导致资源低效、浪费和不均衡不合理供给,即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主要源于政府自上而下项目激励、村组干部横向社会竞争和村庄自下而上资源吸附三重机制。化解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问题,可通过包干式资源投入、监管结合的村财制度和落实村级民主参与制度等,对“公有”和“共有”的“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有效治理。     

“项目下乡”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阐释———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简

文章将“项目下乡”的发生与发展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宏观政治生态与社会基础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服务型国家建设、城乡差距和治道变革是客观理解“项目下乡”的宏观背景。“项目下乡”发生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公共产品陷入自我供给困境,国家通过外源性输入,借助行政吸纳服务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构国家与农民有机联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和现实选择。从现代国家的理想体制来看,“项目下乡”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问题,更要着眼于变革传统乡村,促进村庄公共精神成长,增强内生性供给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共治。     

公共品供给与村民的动员机制

以三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案例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在国家资源输入背景下，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对村民的政治动员。研究发现，当村级组织可自主支配资源时，利益博弈逻辑会主导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村民动员具有自发性；如果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程序，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就会显示出较高的程序正义逻辑，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也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与之对比，如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取与村干部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依靠村干部的长官权威，这种动员形式可能是不稳定的。因此，村社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可以重建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为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创造制度性的条件，避免政权的“悬浮”，同时可以激活村庄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优化的规范分析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实现城乡二元社会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有事无财、决策机制倒置、缺乏第三方参与和竞争激励、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以及乡村机构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低效性等问题，应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及集中、成本分摊、生产提供、运营管理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优化。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通过分析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原因,提出增加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政策成因与供给机制建设

农村政策各个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由此形成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也不同。随着政府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建立城乡有别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逐渐萎缩,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使得极为紧缺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脱离农民需求实际,税费改革乃至于取消农业税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形成"釜底抽薪"之势。化解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关键是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创新农村公共产品 需求的表达与供给决策的衔接机制,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运行制度等。尤其是作为补救措施,政府应对农村地区实行限期公共产品补偿性政策。     

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农村公共品效供给的财税政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问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因此,如何增加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关注的重要实践和理论问题。本文以安徽省为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财政原因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就建立健全以增加农村公共品为目标取向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通过财政资金的有效整合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把握财政投入的重点优先保证农村急需的公共品供给以及如何充分发挥税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成因解析与对策——基于分税制改革的视角

从财政分权所导致的财政体制变革入手,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理论,深入剖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非合理性的内在机理与动因.认为实行分税制改革后,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平抑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等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财权与事权非对称格局,并能够支持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类公共品的财力供给.然而,现行的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转移支付制度,却使得贫困地区(农村)的地方政府支出呈现出非合理性的结构,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不足.基于此,有必要对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导向、模式及政府间的事权分配进行调整,从而为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与实现城乡间社会保障均等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必要的财政基础.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增进农村社会稳定的同时,给乡镇财政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主要表现在乡镇财政收入、农村公共品供给及征税成本等方面。为此,必须从完善分税制、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健全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优化乡镇财政支出结构、深化机构改革等方面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