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代理观还是效率观--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的研究

关于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代理观和效率观。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析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以及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可以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程度不同,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不同。当货币薪酬激励不足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有正向影响,效率观发挥作用;当货币薪酬激励过度时,所有者约束不足,管理层权力过大,在职消费和超额薪酬都沦为高管侵害股东利益的工具,此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有负向影响,代理观发挥作用。高管激励实践中必须考虑两种激励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盲目限制或一味推崇在职消费。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薪酬外部公平性与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分析——基于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高管过度在职消费成因,并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的影响以及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并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而内部薪酬差距可以抑制上述影响.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状态下,优势不公平程度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和在职消费经济效应无显著影响,内部薪酬差距反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     

本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基于此,以任职地点为切入点,采用中国资本市场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期间5489个观察数据,实证考察本地独立董事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政府补贴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本地独立董事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且政治关联弱化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作用,而政府补贴则增强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功能。进一步考察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在本地独立董事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国有企业,特别是政府补贴较高的国有企业,应重视对本地独立董事的聘任,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进而有效约束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政治关联的可能负面影响。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政府公平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双重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已逐渐在全国推行。现有文献对薪酬管制政策效果的评价存在一定的争论,且使用理论模型进行研究的较少,更少有文献将公平与绩效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在建立的理论模型中,政府效用源于国企营利、公共服务、薪酬分配的公平性,高管效用源于两种努力及政府的两种激励。模型显示,限制国企高管薪酬将缩小高管与公众、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并降低企业效率。薪酬差距的缩小将提高政府效用,而企业效率的下滑将降低政府效用。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国企高管限薪的效果进行验证,发现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两类收入差距及企业绩效。进一步分析表明,国企高管的绝对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相对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理论模型与实证结果意味着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存在不一致性。解决政府效用与企业绩效的矛盾,成为国企薪酬政策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行为 ——基于"不作为"和"乱作为"视角

如何合理设计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形成对国企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一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命题,尤其是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行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2015年以来的薪酬管制政策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管制前薪酬水平较高的国企,其经营业绩、投资规模和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降低.说明薪酬管制政策会提高国企高管"不作为"的倾向,但也会抑制国企高管的"乱作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效应越显著.因此,政府在薪酬改革过程中应关注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建议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避免管理层的"不作为".     

高管薪酬管制、产权性质与双重代理成本

文章以双重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薪酬管制的利弊进行分析,并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多元治理主体对薪酬管制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薪酬管制利弊并存,表现为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对大股东防御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会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机构投资者治理对高管薪酬与大股东防御效应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民营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理性权衡薪酬管制利弊并有效利用治理主体的制衡作用才是提高薪酬合理性的必要途径.     

垄断行业企业高管薪酬问题研究:基于在职消费的视角

本文选择2002—2009年14个代表性垄断行业共178家A股上市公司的1302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当高管控制权大时,在职消费容易成为高管获取控制权收益的一种寻租手段。研究发现:在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显著正相关,与高管在职消费增加显著正相关,从而与高管控制权薪酬增加之可能性正相关。由于货币性薪酬和控制权薪酬构成了高管薪酬,所以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而且,在管理层权力较大的垄断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货币性薪酬因在职消费增加而增加得更多。     

高管节俭会提升国有企业绩效吗？

自党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来,我国掀起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新风尚。高管节俭作为高管个人特征的重要体现,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08—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高管节俭特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女性高管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高管节俭程度的提高,企业绩效得到显著改善;女性高管正向调节高管节俭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 一步研究表明,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外部冲击事件,能够显著促进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此外,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中央企业中更大。因此,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提升国企高管的节俭意识,加强廉政作风建设,并构建刚柔并济的“政府—国企—高管”互动监督机制。     

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例

结合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以2006-2013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A股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适当提高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能够抑制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且对过度投资也有抑制作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但过大的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此外,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A股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存在拐点,超过该拐点,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则起到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制定更合理的工资薪酬差距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激励问题指明了方向.     

区域市场化与高管薪酬契约的管理层权力效应——基于对跨层级塑造作用的考察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对微观企业内部契约结构及功能具有重要的跨层级影响。因此选取2004—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按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分组检验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就区域市场化对高管薪酬契约中管理层权力效应的跨层级塑造作用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区域市场化影响的情况下,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也即高管权力越大,其所获取的实际薪酬与超额薪酬金额越高。但是区域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市场力量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间的关联模式具有显著的跨层级塑造作用,且主要通过显著弱化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实际薪酬和超额薪酬的正向关联性得以实现。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表明,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中,市场化改革塑造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时管理层权力效应的内容各有侧重。其中,对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高管基于权力影响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的行为,市场力量具有更为明显的抑制效应;但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利用权力影响获取超额在职消费等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行为,市场力量具有更为理想的治理效果。     

非处罚性监管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问询函的证据

问询函作为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的重要途径,主要针对高管法定责任内的信息披露问题且密切关注高管薪酬。考察问询函监管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后发现,上市公司收到问询函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水平和超额薪酬,这种治理作用在财务报告问询函或年报问询函中更明显。进一步地,财务报告问询函特征、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盈余管理程度以及两职合一均会影响非处罚性监管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果。此外,问询函还减少了高管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     

货币薪酬结构与在职消费——替代还是互补

经理人显性的货币薪酬具有一定的内在结构，不考虑权益性薪酬，经理人的年薪一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超额薪酬构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拥有不同的效用。基本薪酬是无风险薪酬，与经理人劳动成果无关，提供安全的功能；绩效薪酬是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属于风险薪酬；经理人的自利本能和委托人的有限监管能力形成了超额薪酬，是需要被限制的薪酬。在职消费是指经理人工作中的消费。文章区分经理人薪酬的内在结构，研究其与隐性薪酬在职消费的关系。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文章采用全样本和小样本两套数据进行检验。全样本数据利用断点回归的思想。假设略微盈利和亏损的公司经理人才能相同，略微盈利公司经理人获得绩效奖金，而略微亏损公司经理人只收获基本薪酬。文章选取ROA亏损和盈利2%以下的样本按照行业、年份和资产规模进行配对，略微亏损样本中高管薪酬低于与之相配对的盈利样本中高管薪酬的薪酬数据，作为高管基本薪酬的代理变量。同时使用高管的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指标，作为绩效薪酬的代理变量。薪酬前三高管的薪酬总额对相应公司特征进行回归后的残差，作为超额薪酬的代理变量。另外，根据《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手工收集基本薪酬、绩效/基本薪酬比例以及超额薪酬三个薪酬结构数据，形成150个的小研究样本。通过两套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在职消费越高，经理人的基本薪酬越低，绩效薪酬比重也越小；在职消费越高，经理人的超额薪酬也越高。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与超额薪酬的正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民营企业。经理人薪酬收益构成复杂，对经理人的投入产出效用也各不相同。当在职消费这种隐形薪酬与货币薪酬体现为安全和激励功能时，二者可以部分替代；当表现为代理性质时，二者重叠，存在互补关系，而且代理成本叠加现象在国企中更加严重。研究结论说明在委托人代理人薪酬博弈条件下，代理人行为具有一致性。对待自利的经理人，改变薪酬模式不能减少其侵占行为。文章从货币薪酬的结构入手，分析其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创新。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宏观环境,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日益成为企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高管激励制度的完善也必然成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关键变量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直是不同学者和实践层面的热点问题。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相关数据,通过选取高管薪酬和持股比例作为高管激励的衡量指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能力呈"U"型关系;在高管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会加剧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且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使得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该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优化高管激励机制、发挥高管激励作用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薪酬管制、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应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高管薪酬管制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在两者关系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015年实施的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薪酬管制政策通过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差异化管控的措施避免了“一刀切”的影响,强化了多数国有企业的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进一步促进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研究

高管薪酬管制是伴随我国国企改革进程产生的制度设计,激励理论引入公平偏好理论又为薪酬管制提供了进一步的学理支撑。基于公平偏好的政府薪酬管制在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确定过程中实际存在,这有利于政府部门提升社会公众公平认知、降低自身代理成本。与此同时,外生的薪酬管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企业绩型报酬方案的实施空间和激励效率,可能导致更多在职消费,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可作为提升政府部门公平感知的一项措施,但归根结底,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国企监管,从制度层面上为合理的国企高管薪酬提供保障才是根本之举、治本之策。     

国企董事薪酬激励控制权的公司治理配置进路

金融危机以来,董事、高管薪酬激励失范已引起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现行国企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控制制度已导致了激励机制的严重扭曲,改革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控制权已势在必行。当前我国国企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改革的方向却偏离了国企公司治理的特质。通过改革公司治理,应当将国有企业董事的薪酬标准决定权列入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和国有企业监事会共同行使的法定职权,以取代西方国家和我国当前通行规定的由公司股东会或由董事会确定董事和高管薪酬水平的权力,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政府审计、管理层特征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10—2018年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管下,国有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和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非金融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负相关,高管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对上述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威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显性金融资产受缚会使影子银行业务增加。这对于防止国有企业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研究政府审计影响国企高管决策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家审计机关应对存在晋升预期的高管所在国企,增加审计力度和审计资源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方面应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降低金融资产错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