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所谓的"史书"吗? --评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

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前些年轰动一时,其最根本的观点是:<红楼梦>隐写了"一部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史书".霍氏姐弟赖以立论的,主要有四大概念--"野史"、"史公"、"<春秋>微词"和"史家曲笔",但是他们根本漠视这些概念的文学意蕴,对其做了错误的理解.因此,<红楼解梦>建立在这些错误理解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段注》对《说文》"藟"等16字入部的理解——读《段注》草、木二部札记

《说文解字》草、木二部字入部的一般原则是草属字入草部、木属字入木部。但其中“藟”等16个与植物名称有关的字在入部时却不遵从这一原则。其具体的入部处理又有不同情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依据“某一字所指称的植物的性状”和《说文》一贯的“统言……析言……”条例这两点来理解与阐释《说文》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并由此形成了草属、木属类字训释的特殊条例。     

《禁闭》的哲理探寻

《禁闭》是一部以《存在与虚无》中阐发的观念为基础的哲理剧，有着高度的哲理性和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来详细分析剧本如何在本体论上体现存在主义的哲理主张，结合作品分析如何具体理解“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这些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以期能够更好的把握作品内涵及外延。     

再论《晏子春秋》的著作属性——从《列女传》《新序》《说苑》采录材料的性质说起

学术界有关于《晏子春秋》著作属性的“历史小说”“传记文学”和“传说故事集”三种主要观点,其实《晏子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从刘向《列女传》《新序》《说苑》三部著作所采录的《晏子春秋》材料的性质来看,也证明《晏子春秋》是一部由后人搜集,通过大量古史和民间传说材料,反映重要人物生平和历史贡献的人物传记.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诸联红学思想说略——读《红楼评梦》

《红楼评梦》是清代诸联一部重要的红学著作,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诸联的红学思想。此书不仅对曹雪芹的才学和《红楼梦》的成就评价颇高,而且对《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悲剧价值、人物塑造、情节结构、艺术方法等都有较为深刻的论述,同时还探讨了《红楼梦》对前代作品的继承与创新,其中有很多观点对于当今红学的健康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概念"引领趋势——论《新周刊》的生存策略

《新周刊》是中国本土传媒人创办、以本土社会生活资讯为主体的杂志,经过十年摸索,《新周刊》确定了“观点供应商、视觉开发商、资讯整合商、传媒运营商”的基本定位。“观点供应商”是《新周刊》其他三个定位的前提。《新周刊》通过制造具有相当概括力的概念来反映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表达它对中国社会的意见与见识,从而在读者心目中建立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迅速获得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     

跨越时空的交流——《永州八记》创作实践与《谈艺录》文学创作理论契合点之论证

钱钟书的《谈艺录》是一部诗论专著,他的许多见解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的许多理论概念相契合。本文旨在分析《永州八记》的创作实践如何体现出钱钟书的“执情强物”、“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假物得姿”这三个属于创作论范畴的理论概念,从而对柳宗元的游记散文的特质进行把握。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西游补》作者与成书时间研究述评

《西游补》是《西游记》众多续书中的一部,也是续书中最为人关注的一部。《西游补》作者与成书时间的确定,是研究《西游补》小说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通过对有关《西游补》作者与成书时间研究的各种观点进行归纳整理,知其人,论其世。关于作者生平、成书时间等方面的探究,将更有助于对整部小说主旨立意的深入理解和把握。     

误读鲁迅:赞者的缺失——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

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全面解读鲁迅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结”。相较于反对《青年必读书》、反对鲁迅的观点而言,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表面上对其表示赞同,实质上却滑向了反对者的泥潭的观点。这些赞同的理由由于对材料的隔膜、理解的偏差,等等,同样是对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的误读。将《青年必读书》置于1925年的时代语境及鲁迅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观点的系统之中来进行读解,文章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是一种策略化言辞,而是他生命中痛苦的文化体验的外化。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陈钟麟《红楼梦传奇》略考

一直以来人们对陈钟麟的生平经历包括其改编的著名“红楼戏”——《红楼梦传奇》了解不多.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包括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不仅弄清了他的主要人生履历,如其任职广东粤秀书院、杭州敷文书院的时间,还考证了《红楼梦传奇》的具体创作年代及其刊刘、传播情况.由于这是陈钟麟第一次大规模的填词度曲,《红楼梦传奇》在曲律、结构等方面自然饱受后人诟病,但考虑到当时已出现的昆曲案头化倾向,我们似不能太苛责古人.毕竟,陈钟麟的《红楼梦传奇》也是所有“红楼戏”中版本、刊刻次数最多的一种,其在《红楼梦》的传播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从藏族《格萨尔》等多民族史诗解析"荷马问题"

如果把学者们研究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不同的三种主要观点与我国《格萨尔》这部活形态史诗的说唱、流传、记录、整理等诸多实际情况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史诗研究的实况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那么争论旷日持久的“荷马问题”也许能够得到解决,至少可以启发研究者拓开自己的视野,不要就“荷马问题”研究“荷马问题”。我们可以说所谓“荷马问题”中的“短歌说”、“核心说”和“统一说”是每一部民族史诗在其创作和形成过程中都经历的几个阶段,均有内在的联系,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     

《文子》中的黄老"法"理论

《文子》中资料庞杂,对战国秦汉之际的黄老思想都有反映。研究《文子》中的“法”理论,不可将全书视作整体一概而论,而要以句为单位重新梳理。《文子》的“法”理论并不统一,其观点可分为四类,集中体现了战国以后黄老学说中的诸种矛盾。     

奥古斯丁《忏悔录》111释义

如何在结构上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理解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这一直都是奥古斯丁研究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难题。在概括性地阐释现有的多种代表性观点之后，本文指出，在《忏悔录》111中潜藏着前后两部预先昭示全书内容的“预告片”，这两部微言大义的“预告片”不仅说明《忏悔录》在主题和结构上均具有相当充分的内在统一性，还应当被视为奥古斯丁帮助读者理解全书的钥匙与指南。     

《楚书》研究三题

由于书名和内容都与“楚”有关,署名“明陶晋英撰”的《楚书》自明末“问世”以来就被看作是一部记录楚地山水、历史、物产、风俗的地理类著作。一些重要的丛书也先后将其收录,从而形成了《楚书》的多种版本。但它却是一部内容完全摘抄自明代王士性《广志绎》的伪书。     

名著《我的母亲》考证二题

《我的母亲》是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本文对其中一地名、一人物进行了若干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期能对名著的理解更进一层。     

中国"现代化"观念溯源——《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

以罗荣渠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认为:中国知识界于1930年代阐述的“现代化”概念,是由中西文化讨论中的“西化”概念引申而来,有助于克服“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概念的片面性。他们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其实,经过1935年的“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的论战,确实出现了由“西化”向“现代化”观念转变的现象;但以《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作为这种转变论的重要依据,不仅存在逻辑问题,而且也混淆了历史的时空次序。《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基本上不以中西文化问题作为出发点,而是围绕着中国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展开。讨论是在唯物史观兴盛的语境下发生的,或具有党派政治背景,可以视作日后中共普及的中国现代化观念的一种思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