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缩减人口还是稳定人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运之择

对“控制人口数量”基本国策的实现程度有基本完成和远未完成两种判定。主张稳定人口的基本完成论以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作依据,并为“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和“人口冬天论”所支持。远未完成论则坚持将缩减人口作为中国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并不一定能保证与环境均衡的持续,存在着间断;人口规模问题不存在技术、经济和制度解,老龄化并非衰亡,人口压力远未消失;体现人少优势、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小规模人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多、底子北的基本国情,保障粮食安全,增加选择机会和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维持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必将使我们陷入“规模泥潭”而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宪政的“名”“实”之辩

针对近期学术界关于“宪政”概念内涵争论日趋白热化的沉重氛围,应当将目前关于“宪政”概念的争议区分为“名相之争”与“实相之争”。“名相之争”涉及到“宪政”概念是有独立内涵的独立词还是仅仅作为汉语长句的缩写;“实相之争”在于如何赋予“宪政”概念相应的价值内涵。由于“宪政”概念在近百年的演变史中已脱离了原先的概念“名相”,成了目前学术界使用过度泛化的概念,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由于“名相之乱”导致了“实相之乱”,“宪政”价值从法律事实到“梦想状态”,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围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契合与冲突——我国内外宪法人口制度探析

宪法人口制度是在人口活动领域中所应遵循的最高规范体系，它可以分为外在宪法人口制度和内在宪法人口制度：外在宪法人口制度主要表现在宪法文本中，由与人口活动的相应条款构成；内在宪法人口制度则主要是由人们在日常人口活动中自觉遵守的习惯、习俗和伦理道德构成。外在宪法人1：7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与内在宪法人口制度由冲突达致契合的过程。通过对内外宪法人口制度的探析，追究两者冲突与契合之处，以期消弭冲突、达致契合之境。     

论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法律制度的现实建构

无疆域外层空间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与各国开发利用外层空间追求技术性级差空租之间的矛盾,推动着外层空间安全形势的发展。通过国际合作寻求安全的军备控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同时,从现实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防止外空武器化作为各国"利益-权力"理性博弈的过程,其实质是外层空间多样权力的社会建构。分析外层空间权力类型及其互动,既可正确把握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法律制度的特征,也可现实探讨推进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法律制度现实建构的有效路径。     

从音变构词到多音多义字————以“中”、“间”为例

现代汉语多音多义字往往与古代汉语音变构词有关,“中”、“间”就是典型的个案。从共时角度看,它们属于多音多义字;以历时眼光看,它们是上古汉语音变构词的遗迹;从字形变化看,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中”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字形基本没变,另一类以“间”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字形变化较大。厘清这些多音多义字音义形的演变脉络,有助于现代汉字的规范化,也有益于语文辞书的编撰和修订。《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中小型规范辞书可以根据共时语言事实标注多音多义字的读音、释义和字形,《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大型专业辞书必须坚持音义契合的时代性原则标注多音多义字的读音、释义和字形。     

《八月之光》的空间批评解读

《八月之光》以美国南方封闭守旧的杰佛生镇为背景,作为福克纳独创“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坐标因子,该地理空间延续着内战的精神创伤,铺设了种族歧视与迫害的温床。空间批评学聚焦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文学文本空间成为内含多维指涉意义的指示系统。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从物理、心理以及社会空间3个层面展开探索,通过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的视角投射出该地理空间下黑白聚居区的冲突与碰撞,个人心理空间中疑似“黑白混血儿”的主体意识的坍塌及白人主导的社会空间对“无身份”种族的围剿。     

农村年轻女性人口迁移驱动力分析

本文以农村年轻女性人口为研究对象 ,从人口迁移的驱动力因素入手 ,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和地理学地域空间理论 ,尝试建立新的人口迁移模型。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武汉的经验

人口控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武汉市1950-2006年的经验表明,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人口、社会劳动力与GDP始终存在正向关系,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并不必然为正。人口增长没有拖累经济增长。促就业、保增长可以采取更开放的人口政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失业人口职业结构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多元职业结构的基础上,失业者大多是体力劳动者,他们主要集中于传统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失业的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大多分布于党、政、军、教育与工商等机构,失业人员大多从事中低层工作。失业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成为他们求业的瓶颈,最终也影响了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     

浅析客家聚居建筑的空间布局

客家民系是我国汉民族体系中一个特殊的部分。客家聚居建筑在继承中国传统建筑特点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本文从空间序列、围合情况、祖堂三个方面分析了客家聚居建筑的空间布局特点。     

老年公寓户外空间设计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备受关注的世界问题.老年人独居的社会现象日趋普遍.老年人对居住环境有特殊的要求,老年公寓的户外空间的设计要有针对性,即:特别的绿化设计,老人活动能力差异、老人与空间的交互性的构成等.提供合乎老人生理、心理需求的,优良的老年公寓户外空间设计是完善社会养老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浅谈中国人口城市化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且农村人口比重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努力推进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实现人口城市化必须紧密结合基本国情,走人口城镇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