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人文关怀的社会平台--从公众需求看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即通过体恤民众,满足民众的精神诉求,培养民众作为现代人应具备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沟通协调中促进政府与公民相互间的了解、理解和信任,争取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与对政治的自觉认同,在社会上树立起公共精神品格,使自身成为引导民众、促进民主的"文化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缓释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联系。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解读

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众传媒于其"喉舌"功能之外,还应发挥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真正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互动的桥梁.     

言近旨远曲径通幽--序《文化传媒》

进入新世纪,得益于高新技术的武装,大众传媒的功能愈来愈强大,影响愈来愈深远,传媒研究也开始在思考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从比新闻、比政治更广泛的文化视角透视传媒,以充分揭示传媒的文化渊源,张扬传媒的文化个性。青年学者张福平的新著《文化传媒》正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深刻诠释了传媒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了大众传媒作为政权的“喉舌”与作为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双重功能,并将传媒制品的品格优劣归根于传媒人品格之高下,呼吁传媒人应置身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六种文化的“立交桥”上,从文化个性和文化共性上把握其本质、消化其精髓、吸收其营养,以便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从而对文化负责、对社会复命。     

公共空间：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公共空间又称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场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的宣传模式、思想工作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勇于变革。而加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使其发挥公民社会的某些作用则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就会将国家发展与社会公众发展联系起来,在协调、平衡和统一各种不…     

大众传媒的使用与驾驭:执政能力的重要标示

正确使用和合理管理大众传媒是现代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示。美国执政党及其政治代表总统通过各种渠道同大众传媒保持密切联系。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把大众传媒作为自己的旗帜与武器。中国共产党重视大众传媒在执政党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重视新闻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信息流向、信息流量、信息质量三个方面进行调整。对一些执政党不能善待大众传媒和错误使用大众传媒的教训应引以为戒。     

社会公正: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

社会公正是现代社会、民主国家普遍的价值观,是当前我国物质、政治、精神三大文明建设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其宗旨是塑造社会的公共精神,社会公正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为此,大众传媒应着力于促进人权发展、限制公共权力、增进人民幸福、维护社会公平,并将重点放在培养社会公众特别是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政治能力方面.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转型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地位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事实转型,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执政意识仍停留在“革命党”的思维上。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冲破坚冰、在观念上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理论上向“执政党”的全面转型。     

依法执政的历史考察与法律思考

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四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理念表明我党对执政党发展模式有了新的认识,其意义已经超出了通常的政治和法律范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一观念的提出经历了“人民司法”、“依法治国”等发展阶段,是我党几代领导人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的结果。“依法执政”观念的提出,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试论中国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及其民主意蕴

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对中国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培育“有容”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形成“有衡”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养成“有序”的民主行为。为了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政府要转变观念、调整职能,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公共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     

政府基层党组织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考

作为“党的生命”的党内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党建工作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制度基础和基本组织原则。政府基层党组织作为执政党进行社会管理的基层领导核心,同时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了解和认识政府基层党组织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的基本路径和现实意义将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党建工作的成效,进而提高新时期党组织整体的执政能力。     

新媒体环境下创新群众工作模式的路径选择

当今社会,新媒体的出现为我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拓展了党建工作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新阶段,面对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如何切实做好群众工作是每一位从业人员需要关注的课题之一.鉴于此,本文对新媒体环境下创新群众工作模式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     

新时期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述论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 ,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三大历史任务的需要。回答和解决这一重大理论、实践课题 ,必须认真对待以下几个问题 :认真总结共产党的执政经验 ,在新时期获得新启示 ;发扬党传统的革命精神 ,处理好执政为民与革命为民的关系 ;正确定位党的领导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下提出的，在实践与理论的探索中，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其中，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历史教育，突出反映了当时党领导现实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进行党的建设的现实需求。在这样的语境下，延安时期的历史教育，按照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不同，呈现出从“国史”到“党史”的变化，也体现了这时期党的历史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联价值。      

媒体社会与社会党革新

媒体社会对传统政党政治带来很大冲击,特别是给社会党带来了很大影响,为了适应媒体社会和媒体政治发展的需要,社会党提出了一系列纲领政策主张,并对其组织和宣传模式进行了调整。社会党在革新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媒体化"的倾向。     

列宁时期俄共（布）中央机构的创立和权力结构的运行

随着俄共（布）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俄共（布）的中央机构逐步建立起来。俄共（布）的中央机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二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书记处,三是中央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三类中央机构的创立,体现了权力的分工和制约。这种权力结构的建构,是列宁为俄共（布）和国际共运留下的宝贵遗产,对当今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以长征精神铸就走好新长征路的坚定自信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精神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对理想信仰的坚信、对革命道路的自信、对创立未来美好社会制度的自信、对跟党走的自信。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路,是当年红军长征的继续,弘扬长征精神,能够使我们夯实走好新长征路的道路自信根基,坚定理论自信指引,强化制度自信保障,厚植文化自信力量,坚定跟党走的自信。     

中国共产党"党报模式"的初始发展

《解放日报》于1942年进行了改版,它确立的“党报模式”成为党报发展的原则和基础;将它放到“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再梳理,在说明其形成必然性的基础上,逻辑地勾勒出其内在特点。这样的梳理和回顾对处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情境下的党报发展具有历史借鉴意义。历时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中国革命”特点、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并为此开展“整风运动”的过程;指出《解放日报》改版是顺应整风逻辑改革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党报的基本特点,进而党报以“党性”为基点、在着眼于宣传的基础上发挥指导功能;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党报的指导原则———全党办报、真实性原则和典型性原则,摸索出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好方法。     

治理视阈下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优化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重大目标任务的完成而经常采用的法宝。政治动员的实施,卓有成效地保证了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重大目标任务的实现。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党政治动员的基础发生嬗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继续发挥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优势,从治理理论的视角看,必须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我党自身的努力,强化党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提升党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包括民间组织在内的各种治理主体的合作,实现由单一政党的政治动员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动员转变。     

列宁思想建党构想的科学阐释与当代启示——基于《怎么办？》的文本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列宁《怎么办?》关于思想建党的构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列宁通过揭露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实质与危害,阐明了重视科学革命理论、强化革命理论灌输、创立全俄政治机关报、培养职业革命家队伍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建党的重大意义,推动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列宁《怎么办？》中的思想建党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当前思想建党的启示就在于：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坚持“姓马”和“姓党”的辩证统一;坚守理想信念与初心使命,践行“实干”和“严守”的内在统一;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注重“线上”和“线下”的同频共振。     

黑板报:革命环境中的儿童与媒体实践

在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地,党十分重视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工作,黑板报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媒介形式.黑板报为当时的根据地儿童参与新闻传播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通过黑板报的编制活动,不仅有助于儿童群体的政治社会化,同时也发挥了儿童面向社会传递新闻信息的二级传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