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农事诗体现的周代重农思想

《诗经》农事诗充分体现了周代重农思想。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组织以提高生产水平、将农事与祭祀紧密结合以提高农事地位、强化民众对农事的归属感以激发精神力量,是重农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将农事上升到政治高度,视为立国之本;将重农与德政联系起来,实现农德并重,是周人重农思想的两大突出特征。     

论宋代农事诗的时代特征

宋代农事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两宋时期农业生产状况和农业生产水平的艺术表现和缩影,宋代农事诗客观反映出那个时代新兴的耕作方式、新型的生产劳动工具以及新出现的生产劳动项目.而作为劳动者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宋代农事诗又首次以封建租佃制度下的佃农和部分地主为主人公,细致刻画了他们的劳动行为和心理感受,为农事诗这一古老的诗歌类型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长安农事拾遗》序

“民以食为天”，这是古今通论。然何以为食？如何为食？这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远古人类的采集、狩猎活动应在饮食之列，其后的农事诸如作物品种的选育、种植，粮食的加工、熟化更是人类饮食生活的范畴。陈正奇这部《长安农事拾遗》论述了古代关中（长安）自有人类以来，原始农业从发轫到粗放到精耕细作的基本过程。虽具区域农业历史的框架，     

先秦农事诗的社会及技术信息研究

先秦农事诗主要见于《诗经》和古逸诗,反映了西周及春秋时期多姿多彩的农事生活。内容涉及远古时期繁多的粮食品种及其他经济作物;青铜器及铁器制作的农具;耦耕及休耕制等耕作技术;田园施肥灌溉和灭虫;蚕桑、漆园和果园的劳动情景等,为研究先秦农业和社会生活留下了丰富而详实的参考史料。     

佛教禅宗与王维山水田园诗

王维是一个佛教徒,禅宗是中国人的佛教。佛教禅宗是王维走向山水自然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山水田园诗,渗透了佛光禅影,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意境的审美倾向;以诗参禅的思想情趣;以及“顿悟”的艺术表现形式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评陈正奇《长安农事拾遗》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而关中长安地区则是中国农耕的发源地,但是对这个王畿之地农业最发达地方的农事研究则是个冷门课题。虽然有一些著作,如《中国农学史》（1959年,中国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1961年,农业出版社）,《西北农牧史》（1985年,陕西科技出版社）,《陕西社会经济史》（2007年,三秦出版社）等。均为大型纵向宏观的研究与探讨,专题关中长安地区的农事     

一个学者的情感、使命和思想——读《长安农事拾遗》的联想

最近拜读了陈正奇先生的新作《长安农事拾遗》，产生了些许联想，写出来以求释怀。 浓浓的乡情是陈正奇写作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长安农事拾遗》的内容属于农事，既是农事就必然涉及农民、农业和农村，他在《跋》中写道：“余生于农家，长于农村。”中学毕业后曾在乡间从事过一段农业技术工作。现在虽身居闹市，但仍然留恋着农村；虽然当了教师，但仍然想着农民；虽然手执教鞭，但仍然关注着农业的发展。     

试论所谓"史学危机"与当下的"历史热"

一、"史学危机"与政治化史学的终结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流是经史之学,其中以经为主、以史为辅,二者之问利用互补.其中经学为体,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构建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根本所系;史学为用.在政治上它有鉴往知来的资治功能,在道德上它有褒善贬恶的劝惩功能.经史之问的这种体用关系,从文化体系的结构功能层面,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运作.     

《诗经》篇名正变

《诗经》的篇名,无论从其来源看,还是从其词性看,都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诗经》篇名方式的统一性表现为以诗首取字,为正格;正格的发生与时代风气、社会需要、“兴”的表现手法等密不可分;而命题者的主题意识及其对名篇艺术的追求,又决定了名篇方式的多样性。以诗首名篇,是中国古代诗文命题史上的初始阶段,《诗经》篇名由正格到变格的演化,是诗歌的命名从篇首取字向以意立题的过渡的先声。《诗经》以后,变格逐渐为正格。     

论《古今词统》的词史建构

明季词人卓人月和徐士俊共同选编的《古今词统》与陈耀文《花草粹编》、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等共同代表着明代词选的水平与特色。该选本努力超越流行数百年的《草堂诗馀》的范围与手眼，并试图建立一种大一统的词史统序，即合古、今为一体，而着意强调今词即明词的地位；合婉约、豪放为一体，意在打破嘉靖以后贬抑豪放独尊婉约的倾向；合词史百汇于一体，既开拓了选源也丰富了词史。这是对《草堂诗馀》系列选本长期垄断词坛的反拔与重构，对清初词坛亦有重要影响。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论龚自珍诗歌的复与变

文学创作的成熟,表现在作家对复变关系的自觉把握上,作家在文学史的位置也往往决定于此。龚自珍在诗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位,这与对其诗歌的复变关系尚未作出很好的研究有关系。龚氏的整个学术文章,都体现出逆今复古的特点,龚诗是对清代盛平诗风的一种逆反。其个人在诗学方面的主观祈向,是超越明清甚至部分地超越唐宋,向汉魏六朝乃至诗骚的艺术精神回复。在这种艺术观念的主导下,龚氏在诗体、诗格、诗法方面,都作出了创新,或者说以复古为创新。     

从《诗经》看周族先祖的农事活动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因此,中国古代诗歌,不管是对现实的描绘,还是情感的抒发,不免带有农业文化的烙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农业社会的诸方面内容。《诗经》中的大量诗篇对周族先祖的农耕、纺织、渔猎、采集和畜牧活动都有详细的记述和描绘。     

论《全唐诗》中的“渭水诗”

《全唐诗》中对渭水有过描述的诗人共90位,而这90位诗人创作了128首"渭水诗"。这些渭水诗大体可划分为借景抒情诗、怀古咏史诗、即事感怀诗、唱和应制诗、送别友人诗、战争苦难诗、挽歌悲泣诗、其他八类。这些"渭水诗"在唐代山水诗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达到了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顶峰。     

雷学淇及其《竹书纪年》研究

雷学淇作为清代嘉道时期的学者,由于其宦迹不显,著述流传不广,学术成就一直淹没不闻。但他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第一次辑录、校订古本《竹书纪年》,并极力为其正名,肯定其史料价值足以弥补《史记》等书关于三代古史记载的缺陷。雷学淇治学态度严谨,且颇具怀疑精神,是清代嘉道时期一位值得重视、其学术研究成果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重要学者。     

清代词学与选词学

＂选本学＂是中国古代＂书写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特有的一种建构方式。作为选本批评的一种,所谓＂选词＂,是指根据一定的需要和意图,有意识地选取词家、词作汇集成书。清代选词学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清词流派的形成、清代词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探讨清代选词学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清代选词学的选源和选则;二是清代选词学与清代词史建构的关系;三是清代选词学与清代词学理论建构的关系。总之,通过对清代选词学的系统研究,可以深入地认识清代词学的建构及中国古代选学批评。同时,20世纪以来人们接受的＂词史＂,最初在相当程度上是清代的＂选词学＂提供的。因此,以清代＂选词学＂研究为基础和起点,进而回溯唐五代至清以前的选词学,不失为一条扎实的学术路径,有利于梳理古代＂选词学＂从早期的音乐文学立场逐渐向文本文学立场的转移,有助于更切实地阐释音乐文学向文本文学蜕变的历史走向,也有助于对古代＂文学史＂的建构方式予以更深入的理解。     

杨慎崇尚六朝的诗学取向的批评史意义

杨慎对六朝诗风的崇尚,是对前七子“诗必盛唐”的反拨,突出表现为对《选》诗的诗歌史地位的强调,对于探讨近体律诗的源头与辨析古近体诗差异,在明代诗学辨体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但也带来了以词为诗而导致的“纤艳不逞”的诗风流弊。     

三种题咏类清诗总集佚著序跋辑考

清诗总集,有不少原书已经失传,而仅有若干序跋之类文字保存在其他文献中。将这些序跋收集起来,并加以考证,能够提供有关清诗总集的线索,进而了解它们的大致情况。清初屈大均辑《悼俪集》、徐凤池辑《寻墓诗》、钱云辑《桃花园题咏》等三种题咏类诗歌总集佚著的有关序跋,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示例。     

唐诗咏史说孙吴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唐诗的兴盛与六朝诗歌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唐代诗人不仅从六朝诗歌中吸取营养,而且大量借用六朝历史典故来做比喻,大大丰富了唐诗的内涵。解读唐诗中关于孙吴之孙策、孙权、周瑜、鲁肃、甘宁、陆逊等人的典故,研究当时之历史,可以以诗证史,开展文史交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