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罢黜百家”

汉代尊儒以统一思想——学术是不以某一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选择。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的首倡者和直接推行者,但他自觉地把矛盾的"推明孔氏"与未必自觉的兼容百家统一起来,则改造和推进了儒学并帮助汉朝抑黜了百家。董生之学、汉代儒学以至汉代学术都对诸子有所兼容。这尊儒、抑黜百家而兼容之,是"百家争鸣"之外另一兼容百家的模式,是古代中国学术长期有所发展的现实土壤。     

商鞅、荀卿、韩非批孔言论注译

为了正确认识儒法斗争的实质,大力宣扬法家思想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为了彻底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批臭孔孟之道,挖除林彪反动思想的根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人成果,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从法家著作《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中摘录了商鞅、荀卿、韩非有关批孔反儒的部分言论,并加以注释和翻译,力求通俗易懂,以供同志们参考。     

《论六家要旨》所述“道论”源于“黄学”——读汉墓帛书《黄帝四经》

西汉初期流行的“黄老”思想,我曾以帛书《黄帝四经》的内容与汉代史事相印证,分析证明了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实际上就是“黄学”思想,而非“老学”思想。而汉代史书《史记》和《汉书》,都将“黄”、“老”并称,相提并论。可是检阅先秦文献史籍,“黄帝”与“老子”皆分称,未有黄、老并称之例。《史记》首创“黄老”一词,遂将两者混而为一,并称“黄老”。后世学者,多承其说,少有异辞,以“老”代“黄”,不加分辨,道家思想之分流遂乱而莫辨。今取《史记·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关于对道家思想的论述,与帛书《黄帝四经》(下均简称《四经》)的内容作一比较,分析其“道论”的理论渊源,以辨“黄”与“老”之别,以明以“老”代“黄”之谬。     

《商君书》读志

前言《商君书》是先秦法家的重要典籍。作者是商鞅及其他法家人物,关于这点,前人考之綦详,不具述。商鞅的法治思想,为韩非所继承和发展,虽然他也批判商鞅“有法而无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商鞅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清代学者对《商君书》曾有校释,成绩卓异。近人和当代学者续有订补,或译为今语,朱师辙先生《商君书解诂》。高亨先生《商君书注译》、山东大学编写组《商子译注))等尤为详审。笔者参阅众家之作,在若干处提出浅见,藉资商榷,并作补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论《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兼谈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普请制”

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中，除了有“经济重农主义”，还有“精神重农主义”，后者在《商君书》中有突出的表现。《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不象“经济重农主义”那样关注农业的产业特征，而是关注农民的心理特征即“朴”。《商君书》认为“农朴”而易治，所以除了必要的官和兵以外，应该全民皆农，哪怕是“国富仓廪满”，也还是要求民“壹于农”而不得从事非农的职业，唯其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无独有偶，这种重视“农心”的“精神重农主义”在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体制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尽管它和《商君书》所关注的“农心”有所不同。     

《商君书》文体及话语方式形成原因探究

卫国政治传统构建了商君思想的基础；秦国特殊的发展状况及其现实要求又使商君的思想逐渐趋于极端，以至于穷兵黩武。“商学派”的思想基础也由此奠定。受“商学派”特殊行为及思想方式的影响，《商君书》采用的主要是实用性文体，以专题论文为主，并且在语体上形成了浅白、质朴、峭拔的特点。《商君书》中的专题论文主要运用了史事征引、经验论证两种论证方法。这两种论证方法相结合，使文章的说理议论意味显著增加，标志着专题论文已经成为成熟的文体。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法律思想论辩考评

人们往往认为,在古老的中国,重农抑商、反对商品经济的法律思想是亘古及今的文化传统。其实,先秦时期曾经有过相当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也有维护商品经济的法律和法律思想。到了汉代,又发生过维护商品经济的法律思想与摧残商品经济法律思想的论辩。论辩的结果促成了重农抑商思想的稳固,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通过《周礼》与《商君书》、《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对此略加考评。     

《商君书·徕民篇》的成书时代和作者蠡测

商鞅,又名卫鞅、公孙鞅,是我国战国中期由魏入秦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由于他力主变法,政绩显赫,又率军击败强魏,战功卓著,被秦孝公封于商地,因此又号为商君。流传至今的以商鞅名字命名的《商君书》,是一部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古籍。但是,关于《商君书》各篇的作成时代和作者,特别是对《徕民第十五》等篇,学者们争论颇多,分歧很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对《商君书》全书以及商鞅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发掘利用和深入研究。由于直接、间接的材料都很缺乏,上述难题似乎暂时还不能彻底解决,但也并非没有一点线索,笔者愿不揣浅陋,从其“内证”入手,结合有限的“旁证”,对《徕民篇》的作成时代和作者问题作一不成熟的蠡测。     

论《商君书》的耕战与法治思想

《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论文汇编,大约写于公元前360年至前250年之间。文虽出自众手,但基本思想首尾一贯。耕战政策与以法治国,是《商君书》政治思想的两大支柱,也是本文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法治主义与权术主义——《商君书》和《韩非子》的比较分析

读了《商君书》,又读《韩非子》,觉得有两个问题先应该明确一下:一是《商君书》核心在“法”,通过法治而富国强兵,《韩非子》核心在“术”,通过权术来巩固君权;二是两本书都是为君王谋划,倡议通过“法”或“术”督察臣吏去管理百姓.此两点是理解这两本书的关键,下文以此为基点试作比较分析.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变法乎?不变矣!--《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

中国法治之路不仅仅要靠对国外法律的移植,还有继承自己历史传统中法律思想的一面。试图通过对先秦法家经典文本《商君书》中有关法律思想的梳理,提出《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实为僵化法律之举,旨在说明对于社会相当重要的法律不是任意变更的,必须以正当的价值为基础,否则仅以形式与数量为表征的立法只会进一步地阻碍和困扰人类法律文明的进程。     

传神理论实质的历史演变

传神,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一个十分古老的理论体系,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庄子“形残神全”的思想,《周易》“鼓之舞之以尽神”说,其“神”虽与后来文论的内涵不同,但所谓“神全”、“尽神”云云,毫无疑问启发了后来文艺理论的传神思想.汉代刘安主编的《淮南子》一书,不仅明确地把神、形作为一组对应的概念,并且在神、形关系上明显地表现出以神为主的观点,实为传神论之先声.“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汉代辞赋之铺采与写志——色彩与情感

本文将图像学中的色彩和情感与汉代辞赋中“铺采”“写志”相结合,借助同时期美术作品的色彩构成和色彩美学原理,对《楚辞》色彩语言的三大色彩基调与情感的寄托、汉代辞赋色彩语言的色彩构成和与之对应的情感表达方式进行较为全面地分析,认为汉代辞赋在先秦《诗经》《楚辞》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高明度、高纯度“五采”和中华“五色”的摹仿和表现性特征,以传达大一统多民族汉王朝时期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家国意识的责任、个人情怀和升仙等观念,这不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色彩与情感的表达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是中华色彩基因谱系和民族心理情感特征形成的关键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实现逍遥：由有待到无待——庄子《逍遥游》的自由与超脱

《庄子》首篇《逍遥游》集中表述了庄子的自由思想,体现了他所追求的精神解放与超脱。综观《逍遥游》通篇,我们可发现,在庄子文字的回环曲折中,随着以“大小之辩”为始,到“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展开,层层递进进行例证分析,通过神奇的寓言而隐喻出何为逍遥的主题,再以“有用无用之辩”对此概括总结,得出如何逍遥这一结论。由这一基本的逻辑框架,我们可以得出庄子逍遥思想的主线：“大小之辩”——逍遥有待、“无已无功无名”——逍遥无待、“有用无用之辩”——超越之途。     

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 ,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 ,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 ,不仅奠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基础 ,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 ,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