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德”抑或“人为的德”——从休谟的正义性质说谈起

休谟把一切德区分为“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着重考察了“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的发生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关联。在休谟看来,无论是“自然的德”还是“人为的德”,对于人或社会都有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快乐或利益,而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德”,对社会无益是有益的,人们也正是出于这种利益的考虑才建立起正义法则,公共利益是正义的唯一源泉。休谟通过“自然之德”与“人为之德”的比较来阐释他的正义思想,进而确立了正义观在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从“理性认识”到“意识呈现”:休谟道德哲学建构的情感逻辑

“休谟问题”是休谟反对理智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传统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哲学洞察和理论成果,它应当被提高到休谟建构道德哲学的哲学前提和逻辑基础的高度来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道德哲学建构逻辑不同,休谟将道德哲学“问题域”严格限定在由“心灵意识”所“呈现”的“情感世界”,从而在“赞美”或“谴责”的“情感世界”中建构“道德世界”。休谟道德哲学让被理智形而上学“遮蔽”的“情感世界”敞开自身,剥夺了“先验理性”对“情感”的统治地位。“情感”为道德哲学建构提供了“可接受”和“可理解”的基础,从而将“理性克服情感”的传统道德哲学结构颠倒为“理性服务情感”,强调“情感”在道德哲学建构中的“优先性”与“独立性”。休谟道德哲学建构的“情感”逻辑是在从“理性认识”到“意识呈现”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对立框架下展开自身的。     

规则与自由——休谟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意蕴

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之后所形成的"主义"谱系的复杂性来看,对于"休谟是否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的确不合实际且难有结论,然而,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审视,休谟政治哲学中坚持了某些"洛克式"的结论。休谟所理解的"自由"是以正义和法律的规则为基础,由正义和法律的规则确立其意义生成,自由是基于规则和法治的自由;而国家和政府则是因维护正义规则的需要而产生,其界限仅在于维护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进而保障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因而也只能是一种基于规则和法治的"有限政府"或"法治国家"。     

休谟论商业社会的政治条件和历史动力

晚近学界倾向于从“商业社会性”角度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但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休谟其实并不认为商业社会性足以解释文明社会的发展或足以支撑普遍的和平社会。休谟强调，政治是文明社会的源初现象和内在维度。休谟的文明社会史是按照比较政治学框架展开的，揭示了商业社会需要一系列政治条件，包括法治、鼓励经济活动的政策和社会规范。这些条件只有在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得到满足。随着经济活动与国家力量的结合，现代国家在内外权力斗争中对力量的追求为商业社会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动力。关注商业社会的政治条件和历史动力，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具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理论洞察。     

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激情、利益与正义”理论

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哈奇森和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其主流是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这种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与诉诸于理性主义的欧陆启蒙叙事大相径庭,也不同于之后在英国肇兴的功利主义,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路径。通过将情感主义引入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为现代工商业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证成和文明界定,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辩护。“激情”“利益”与“正义”这三个核心概念阐释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现代文明社会发生的主观机制以及人为正义的社会内涵所持的观点,是解读苏格兰启蒙思想之独特的分析理路和思想价值的关键。在古今之变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对“私利与公益”“商业与正义”以及“商业与文明”这类时代问题所给出的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对于应对变革时期的英国及苏格兰之转型,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分配正义的现代转型——从亚里士多德到苏格兰启蒙运动

分配正义是当前西方政治哲学论辩的焦点之一,从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分配正义传统到罗尔斯视域中的分配正义,其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审视分配正义的古今之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分配正义开始与财产权相关联,以德性为根基的分配正义让位于以规则为核心的分配正义。将分配正义的概念置于西方思想史的总体境遇中,连接分配正义与财产权的关键纽带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史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最早对现代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阐发,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位思想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通过将分配正义与财产权相联系,在对传统分配正义德性原则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基于现代社会产权理论,侧重从规则的向度重构了现代分配正义的理论语境,为当代分配正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诉求与建构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德伦理学已经发展为一种与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相抗衡的道德理论。其复兴的动机是对现代道德哲学以及当代社会的道德现实的不满,有着特定的时代诉求。经过许多当代哲学家的理论建构,美德伦理学成为了当代西方伦理学理论中引发众多哲学家的关注与争论的崭新理论。     

情感正义论:从诗性正义回到苏格兰启蒙

玛莎·努斯鲍姆从文学想象中构建了诗性正义,以具有“畅想”和同情能力的诗人作为正义的裁判。然而,“诗性正义”所运用的想象与同情却让人质疑其对公共生活的适用性。作为诗性正义的理论来源,苏格兰启蒙思想回应了这种质疑。休谟和斯密这两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在情感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正义论,而“旁观者”、“同情”是这种正义论的关键概念。诉诸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休谟和斯密展现了公共生活中的社会秩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以情感为原点的社会秩序论,契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理论传统。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可以从重视人情伦常的传统中发掘合适的理论,并汲取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道德情感论,在经济、政治和法律领域做出自己的理论探索。     

休谟的政治哲学及其人性基础

休谟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论证了所谓政治正义的形成过程。他认为政治的自然义务并不产生于许诺 ,而是产生于协议 ,协议就是共同利益感。这种观点使休谟的政治哲学区别于社会契约论。休谟认为政治的道德义务产生于正义道德感 ,而正义道德感又以同情原则为基础。这种观点使休谟的政治哲学区别于功利主义。休谟实际上试图表明人类的共同利益感和正义道德感的进展对人类政治社会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休谟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仍具有深刻的影响     

当代美德伦理背景下的休谟“同情”原则研究

利用"同情"来解释道德问题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独特标志。休谟的"同情"其实是用想象来再现他人的某种情感。通过对主观"同情"进行修正,不把"同情"局限在解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上,而看作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一种倾向,从而使之成为普遍的道德判断依据和贯穿其道德哲学的线索。有了"同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互感,使人们超越自爱之心,"仁慈"和"正义"的道德感和美德才得以形成。在当代美德伦理复兴的进程中,美德伦理学的任务在于重新确认道德行为者的心理情感倾向和内在的行为动机,但却遭遇诸多批评和质疑。重新回顾"同情"原则,依赖情感机制,对于美德伦理学的合理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可行性解释、道德规范的确立和普遍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休谟的财产权理论

市场社会需要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最小限度的规则.而休谟的财产权理论最早亦最完整地揭示了这样的规则.首先,市场经由交换而成立,而交换的首要条件是确立财产所有权.其次,交换的法律表现即为契约,私人间的交易契约表示财产权的变动,即产生市场.最后,为使私人间的交易安全而有效率地进行,需要正义之法保障.依照休谟的说法,即稳定财物占有、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履行许诺,此三者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用现代的表述说,其亦是市场社会成立的基本法.哈耶克认为,它将与人类这一物种同在.     

休谟道德哲学初探

休谟道德哲学初探赵林捷一、休谟道哲学的基本观点在休漠看来，传统道德哲学混淆了科学与道德的界限。按传统观点，道德善恶的区分是由理性而来，或者“德只是对于理性的符合”［１］，或者说德与恶包含在经验特性中，而这特性能在某行为中观察到或推论出来。休漠从根本上...     

世界主义的三次浪潮:一个观念史的考察

世界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地位.在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世界主义是一种分析全球分配正义问题的、以"个人"为关注中心的重要分析视角,它愈发具有影响力.世界主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历经了古典世界主义、现代世界主义和当代世界主义三个阶段.当代世界主义主要被用于分析全球分配正义问题,非常强调正义原则在全球层面上的重要性,并不像古典世界主义和现代世界主义那样较为强调世界公民身份.     

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吗？——兼谈休谟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要回答休谟伦理学是否是美德伦理学这一问题,我们需对美德伦理学的定义、休谟伦理学与这些定义之间的吻合度以及休谟伦理学的总体特征进行考察。基于“以美德为中心的”美德伦理观,休谟伦理学并不主张有德之人是美德知识的来源;基于正当与美德关系的美德伦理观,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并存的伦理系统。把休谟伦理学视为美德伦理学或者其他单一类型的规范伦理学都不恰当。休谟伦理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道德心理学和基于实践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伦理学方法。     

对休谟正义的一种解读——从麦金太尔对休谟正义的批判谈起

麦金太尔认为,休谟的同情是一种“哲学虚构”,因此他的正义理论的建构是失败的。文章在麦金太尔对休谟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探讨,从整体性和发展性的角度来解读休谟的正义观。     

政治与美德的互动与互成

政治与美德之间的关系很是复杂。一般说来,古代政治学大多追求政治的道德化,但又有人鼓吹为了达到政治的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恶行;在近代以来,权利概念进入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核心,使政治与美德之间有了权利这一缓冲。现代政治必须以权利为根基,把尊重和保卫权利作为基准政治美德,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让公民自主追求自己的各种高阶美德。     

试谈苏格拉底的道德与知识的同一性

一 苏格拉底的哲学,可以说是地道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哲学”。他把研究道德看作哲学的主要任务。他的伦理哲学的一个主要命题就是“美德即知识”。他把他的伦理学说建立在一种知识论上。在他看来,“美德就是知识”,而不道德便是无知的同义词。最高的知识就是对“善”这个永恒的、普遍的、绝对不变的概念的知识。“美德即知识”也就是说美德即关于善的概念的认知。     

从理性到合理性：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之嬗变

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从理性到合理性的演变。这一演变的必然性一方面来自于《正义论》中所构建的社会正义理论内部逻辑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性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之基本诉求。从对理性自主的强调到对公共合理性的辩护,实际上体现了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康德道德哲学立场到黑格尔政治哲学立场的偏移。相对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与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在事实上更具有理论亲缘性。     

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基础:分配正义——对罗尔斯公平正义原则争论的思考

分配正义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促进社会合作的健全持久,它应该是一个具体的、相对的问题.围绕"公平正义"这一理论命题,梳理政治哲学各流派之论点,通过比较的方法,对罗尔斯<正义论>中分配正义理论进行了进一步论述.认为分配正义的主体应该多元化,除了福利政策之外,公民美德教育和现代慈善事业是缓解分配正义冲突的积极因素.     

制度的美德及其局限

针对罗尔斯《正义论》开篇关于制度正义的论断,麦金太尔和慈继伟两位学者都提出了质疑。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正义之为制度美德的实质含义、基本条件和实现过程。作者肯定了麦金太尔关于个人正义美德之于社会制度正义美德所具有的人格(主体)基础意义的观点,也同意慈继伟关于正义之“两面性”的理论分析,但与此同时,作者强调指出,社会制度之正义示范性和普遍约束力对于实现社会制度之正义美德亦有着特别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意义,而此一意义的实现又有赖于社会固有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精神道德资源。作者期待以此综合并推进上述各家见解,寻求一种关于制度之正义美德的完整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