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冲击、信息获取与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兼论老龄化背景下家庭的养老选择

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退休人口数量呈日趋增长之势,而家庭资产是否能合理配置以及资产回报率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养老安全。基于此,利用CHFS微观调查数据库,细致考察了个体退休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结果显示,退休将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率,这一效应主要通过便利信息获取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增加信息关注、促进社会互动与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退休主要通过增加存款类低收益资产与债券类固收资产的持有而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对于低债务杠杆家庭、城镇家庭以及高收入家庭,退休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讨论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家庭养老方式的升级,即退休人群不再单纯依赖子女与社会的传统养老方式,而是更倾向于选择自行投资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进行养老,这更有利于保障未来的养老安全。     

企业金融化存在供应链传染效应吗？

客户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客户的财务战略对企业投资决策至关重要。利用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及其前五名上市客户的金融资产投资数据,分析了客户金融化水平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金融化水平越高,企业出于“逐利避险”的投资替代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越多。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替代动机是促进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主要动机,较高的客户金融化水平通过挤出企业实体投资,推动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另外,企业金融化供应链传染效应主要由长期金融资产驱动,实体投资回报率低的企业、民营企业对客户金融化水平变动更敏感。从客户驱动视角为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解释,对金融风险防控和引导企业资金“脱虚向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独生子女风险及其保障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当代社会独生子女家庭就是风险家庭.子女的唯一性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单一性及家庭功能的脆弱性.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所面临的风险也是整个社会发展所面对的风险及挑战,国家应当积极保障独生子女家庭的利益,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完善政策性、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增进多元化、服务性的公共福利,提升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与消费需求增长:一个理论框架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与否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并没有引起边际消费倾向上升 ,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 ,一个没参加社会保障的家庭会比一个已经参加社会保障的家庭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有更强的激励去持有资产以防备可能出现的意外和疾病 ,降低消费需求。所以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抑制了消费增长 ,必须建立能替代土地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 ,以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     

健康冲击、“能力”投资与贫困脆弱性：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数据,就健康冲击、“能力”投资及其与贫困脆弱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健康冲击会影响个体在消费与能力投资之间的资源配置决策,当个体受到财富约束、面临冲击致使收入下降时,个体会偏重当期消费,能力投资不足;(2)个体层次的健康冲击对个体或家户的劳动所得产生负向影响,对于低收入者,这种影响则更为严重,而在面对社区层次的冲击时,非劳动所得与劳动所得都将显著下降;(3)负的健康冲击会导致个人生产性支出与健康投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负的冲击严重影响个体财富约束使得个体只能偏重当期消费,贫困和低收入人群一旦遇到负的健康冲击,很可能落入贫困陷阱.本文主张采取公共政策以促使个体能够向“能力”投资分配更多的资源,减除贫困脆弱性.     

后危机时代我国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防范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大力推进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变化,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我国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国民投资行为不规范、个人承担风险能力较弱等因素的影响,家庭金融投资无疑具有较高的风险,存在较多问题.结合后危机时代背景,针对我国家庭金融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思路和对策.     

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

负债和流动性资产配置是家庭的重要经济决策。我国家庭负债的持续攀升导致13.5%的居民家庭具有财务脆弱特征。本文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效果。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金融素养的作用效果表现为风险转移效应、风险分散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投资组合分散化和信贷约束缓解等理性行为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对财务脆弱性有更大影响。推动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水平,能够更好地引导家庭适度和合理地负债,有效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风险管理策略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

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生存状况恶劣，受到低学历、缺少技能以及缺乏社会保障等因素相互恶性影响，使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时常遭遇各类风险冲击。那么，农民工及其家庭是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冲击的呢？利用来自北京市的一个抽样调查数据，文章发现面对这些冲击，农民工家庭主要通过动用储蓄或寻求信贷来应对。文章还发现，收入水平、人力资本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等对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农用承包地流转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六地市农户问卷调查

从农户意愿角度，以福建省农民的农用承包地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农户承包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到影响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样本数据，并对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各个因素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职业、农户家庭的人口、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农户流转承包地的租金水平是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租金水平是正向影响，户主的职业和农户家庭的人口是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的关系由U型→U型→倒U型转变,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的关系由倒U型→倒U型→U型转变;本科以下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遭受健康冲击会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因此,应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保障力度,有效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放家庭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现代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家户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一个新的分析思路

本文提出了一种反向VEP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以个人或家户在将来维持某一返贫概率之上的最小福利水平测度家户脆弱性,从而更好地测算了在不同水平基础上我国家户脆弱性值及其结构特征。对家户脆弱性变动和家户脆弱性差距进行分解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导致家户脆弱性发生恶化的原因不仅是均值或方差的单向变动,更是两者的同等幅度变动;家户脆弱性差距的存在则是家户规模、家户支出和家庭负担导致的,其中家户支出是影响脆弱性强弱差距最重要的贡献因素,其Shapley分解贡献程度高达7310%！基于此,扶贫政策的制定应当有一定的区别。对于低收入家户,改变其结构性贫困的境地是最主要的,只有彻底提高收入水平或者完全控制不受风险冲击才能使其维持在一定的返贫水平之内;对于较高收入家户,事前预警和风险防范以及事后提供合适的风险抵御工具都可以帮助其避免陷入再次贫困境地。     

趋同与差异:中日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与对策

家庭金融投资的目的在于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变迁极大地对动了中国和日本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趋同.然而,面临相似的风险,中国和日本应对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策略却有所不同,日本政府、金融中介和投资家庭的互动更加有效地保障了日本家庭金融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对家庭人格教育的启示

埃里克森将人格发展视为毕生的发展，十分重视社会历史文化和家庭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其理论揭示了个体人格发展与家庭之间特殊的动态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体人格与家庭的互动发展模式，给家庭实施人格教育带来重要启示。     

农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研究——基于福州市大洋镇的调查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替代传统的土地和家庭保障,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举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农民作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主体,其参与意愿是新制度顺利推行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实证调查,了解农民的参与意愿,从个体、意识及制度三个维度考察其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金融资产证券化的运行模式与风险聚集——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

金融资产证券化是金融资产管理的一个重大创新。这种方法盘活了银行的长期资产以及不良金融资产,为银行和社会创造了流动性并分散风险。证券化也为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产品和盈利机会。由于证券化的过程就是资产虚拟化的过程,在过度虚拟化之后,这种方法或工具必然给社会带来流动性过剩并推高商品市场价格,迫使经济泡沫化。在虚拟乘数的作用下,金融资产证券化最终可能引发全面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风险—能力—体系”: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多维脆弱性识别及消减路径研究

脆弱性是影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多维脆弱性进行识别和分析,其多维脆弱性主要表现为环境风险、个体风险、贫困化风险的重合叠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累积不足,精准识别、专业评估、支持体系的服务断裂。对多维脆弱性的消减需加强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脆弱性和潜在风险的动态识别、评估及监测,构建分层分类和梯次支持的风险防范机制、强化资产建设和能力发展机制、优化专业人才培养和服务传递机制,促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综合保护体系建设和反脆弱性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究无休止劳动行为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对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及27个省级行政区相关数据,运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中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与医疗健康水平对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结果不显著,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会提升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个体层面的自然属性、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经济属性都会影响个体的无休止劳动决策。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选择无休止劳动;子女数量越多越有可能促使个体进行无休止劳动;受教育水平较高、在公共部门工作、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不需要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家庭收支均衡的群体无休止劳动意愿更低。此外,区域层面的因素会调节个体层面属性对其无休止劳动决策的影响。     

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

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下,对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代表社会合作的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显著存在,并且这种行为主要受到社会偏好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在社会偏好中,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响,其次,个体的风险偏好对其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也具有显著的影响,风险偏好的作用并没有被社会偏好作用所体现的个体决策的这种社会影响所挤出,并且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中互惠偏好的作用要强于风险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