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中国分性别婚姻推迟及其补偿研究北大核心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婚姻推迟现象。婚姻推迟与补偿问题不仅关系婚姻家庭本身,而且与生育水平紧密相关,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于婚姻推迟仅仅是人口步入婚姻的“进度”上的减慢,还是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最终导致相当比例的人终身不婚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持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二,以往相关研究多关于女性,但在中国婚姻挤压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背景下,分析比较两性婚姻推迟与补偿的特点更具有意义。第三,以往研究在方法上多使用净婚姻表分析其主要指标,但净婚姻表因纳入了死亡因素反而不能反映婚姻的“净变化”。鉴于此,文章利用我国最新普查数据,采用粗婚姻表以及婚姻补偿指数等多个统计指标,从队列和时期视角探讨近30年来中国婚姻推迟趋势及其补偿效应,特别关注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程度不断加深,近20年男性婚姻推迟程度高于女性;男女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不断减弱,且男性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低于女性。根据男女婚姻推迟与补偿、终身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未来15-20年我国男性将过渡到晚婚不婚模式,而女性还将保持在晚婚普婚模式。我国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与婚姻挤压有密切关系。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本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从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藏族妇女的婚姻状况

本文根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对藏族女性的婚姻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如下结论：１．和其它人口群体相比，藏族女性的婚姻状况为有配偶率低、未婚率高、离婚和丧偶的人口比重高；２．其婚姻模式表现为初婚年龄高、不婚率高的婚姻模式。究其原因，一是独特的性比例造成女性可婚对象减少；二是藏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使女性没有必须处于婚姻状态的压力，对川藏两地藏族女性婚姻状况的比较说明民族融合有助于藏族女性婚姻模式的改善。     

性别视角下的迁移历程研究——基于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分析

利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生命历程数据,探究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迁移历程及其性别差异,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解释重要生命事件(教育、就业、婚姻、生育)对男性和女性迁移历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出生年代人口的迁移历程呈现明显的队列差异和性别差异;与1940～1949年和1950～1959年出生队列相比,1930～1939年和1960～1969年出生队列在迁移高峰年龄(20～24岁)时的政策限制较少而终身累计迁移频率更高,性别差异也更显著;教育和非农就业转移会促进终身迁移机会,较早结婚和较多生育的作用则相反;非农就业转移对女性的多次迁移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会缩小男女之间的迁移差距;结婚和生育会降低迁移概率,而离婚会增加迁移概率,这些事件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从上海看中国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趋势——兼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适用性

终身未育者增多是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突出的新变化，已有研究大多认为中国仍是“普育”社会，并将其视为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独特之处。文章以中国上海市为例，从代际差异、婚姻状况、社会经济特征3个维度，使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及相关婚育调查数据，考察女性终身未育现象的变化趋势，并以此为切入口浅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就已度过育龄期和处于育龄末期的女性而言，上海市女性终身未育水平仍低于欧洲国家和同处儒家文化圈的东亚社会；但相对年轻的“65后”“70后”女性与年长队列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终身未育水平上升趋势。越是年轻的女性队列，终身未婚对终身未育的贡献越大；非上海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低于上海户籍女性，但年轻队列中前者明显向后者靠拢。女性终身未育率还表现出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升高的特征。当前仍处于育龄期的年轻队列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队列，且婚育观念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和个体性，婚育意愿低迷，推迟婚育的人群规模也在扩大，这些迹象预示着年轻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可能进一步上升。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现象及其扩散趋势...     

城镇化效应与生育性别偏好

文章在分析生育性别偏好的基础上,探讨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产生的原因,明确提出通过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城镇化)和城市向农村的制度引进、特别是婚居模式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引进,来改善影响生育性别偏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进行标本兼治。     

高等教育对婚育行为影响的历时演变——兼论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影响

人口负增长形势下,考察育龄人群婚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潜在变化,对于全面理解当前年轻人的晚婚和低生育行为、制定有效的家庭支持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6～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对初婚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及其随时间变化趋势,重点检验了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会显著推迟个人的初婚年龄,减少其生育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对个人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在年轻队列中明显增强,但对生育数量的抑制效应有所减弱。在原生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中,高等教育对生育行为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不过,相应异质性并未随时间扩大。在年轻的出生队列中,较高社会阶层出身的高等教育学历者实际生育的数量显著更低,反映了家庭成长环境及价值观念对高学历年轻人生育行为的重要影响。基于此,文章强调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构应当重视不同群体生育状况的异质性,有针对性地设计政策干预,为育龄人群的家庭构建行为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中国人口性别偏好的变迁研究（2010-2021）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21）,描述分析了中国人口性别偏好随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人们的儿子偏好与年龄呈U型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的儿女无所谓偏好有所下降,儿子偏好基本持平,女儿偏好显著提升。结合我国近十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女儿偏好的时期变化趋势集中体现了政策释放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对弱化民众的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向正常回归具有积极意义。不同代际的性别偏好呈现从“60后”“70后”的儿女双全偏好向“70后”末期“80后”的儿女无所谓偏好的过渡,进而发展到“95后”的儿女都不要。不过,性别偏好的代际效应并非线性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与反复。我国民众的性别偏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经济转型等重要历史事件有较大的关联。     

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

利用上述初婚模型对妇女初婚状况进行再分析,由抽样调查数据、普查数据或登记数据可以求得妇女分年龄、分年度的初婚率。某一年度的年龄别妇女初婚率是各个同年出生未婚妇女队列在该年度的初婚比例,为了分析该年妇女实际初婚水平,应用上述模型,采用队列的方法,假定一同年出生的妇女队列按照该年分年龄妇女初婚率度过其整个初婚期,便可计算某年妇女年龄别初婚递进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根据我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将所得的总和初婚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列表比较,如表1及图4、5和图6所示。     

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本文从界定独身不婚这一婚姻行为入手，通过对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认识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为解决中国大龄未婚人口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中国大龄女性未婚人口现象的存在是和适婚男性非理性的“下娶”相联系的，而大龄男性成婚难则应该归因于适婚女青年理性的“高攀”和跨地区婚姻流动以及自身相对低下的社会经济条件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     

他比她更健康?生育-就业生命历程对中国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从个体经历的生育-就业生命历程的角度理解中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有利于完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政策。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和序列分析方法，分性别构建个体的生育-就业生命历程轨迹类型，识别出两性共有的7种轨迹类型以及男性独有的“未婚未育、工作型”和女性独有的“1次生育、不工作型”轨迹。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生育1次或2次的轨迹类型占比不断提高，生育3次及以上的轨迹类型占比不断下降，同时，更晚出生的女性中提早不工作的轨迹类型占比更高。分析不同类型生育-就业生命历程轨迹对中老年时期健康的影响发现，生育次数的增加仅对女性中老年时期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提早不工作则对两性健康都不利。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分析

文章基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从生育空间的三维性出发,提出了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利用全国和分省的总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转变中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伴随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出上升、高位徘徊的阶段特征和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动趋势又因生育空间的区域差异呈现出4种区域类型。     

透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现实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滋生＂男孩偏好＂的土壤,并从根本上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偏高态势被看作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动因既有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类似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小家庭规模的青睐和对生育数量的自发限制,也有来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空间的相对挤压因素。然而,若没有＂性别偏好＂的前提,以及将＂性别偏好＂实现为＂性别选择＂的现代医学技术,人口转变并不会必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     

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与初婚风险——基于CFPS2010年调查数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的初婚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着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在剔除队列效应后,影响依然存在。在我国,初婚年龄并非"直线"上升的,而是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发生波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口的初婚行为。     

湖北省人口婚育状况调查分析

根据“2007年社情民意调查”的数据对湖北省样本人群的婚育状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样本人群的初婚年龄普遍提高，在婚居模式的选择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愿意婚后独立居住；在对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多数受访者想要生育2个孩子，其比例达到68.2％，但超过一半以上的样本人群不存在明显的生育性别偏好；在影响生育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在逐渐降低，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多的受到文化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