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诗的契约--试论诗人R．S．托马斯诗中的自然

威尔士诗人R．S．托马斯的诗歌注重对“自然”的描写,但他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诗人”。他诗歌中的自然具有一种矛盾性。一方面,宁静的自然美景受到来自机械化的破坏从而造成传统的丧失;另一方面,自然既是诗人获得神性启示的场所,又是展示暴力法则的地方。这种矛盾表达了诗人在批判工业文明、谴责战争的同时,呼唤自然世界的生命力。     

李少君诗歌的地方性经验

李少君被称为“自然诗人”,他把自然作为最高的价值,其诗中的自然是地方性经验的凝结,他的自然观来源于地方性经验的熏陶与培育。地方性经验在李少君的诗歌中表现为一种自然诗性气质,同时表现为一种个性化的风格形态。李少君诗歌的地方性经验不仅可以为当下乡土诗的类型化写作提供有益的镜鉴,还可以藉此反思一些深层次的诗学问题。     

重构诗歌的价值坐标 ——论阿库乌雾的诗与诗学

[提要]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敏锐意识到“混血时代”的到来，对“混血时代”诗歌的价值追求有着清晰的认知、充分的理解和执着的践行。他的多语种诗歌已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标本案例，彰显出全球化语境下“跨文明写作”的在场意义。同时，作为诗评家和学者的阿库乌雾，他的诗与诗学有着持续的互文性。如何在彝人、学者、诗评家与诗人等多重身份构置的阐释框架内，重估阿库乌雾在当代诗歌价值构建中的意义，成为学界亟待回应的重要论题。     

反抗宿命之路——柳冬妩论

“打工诗歌”写作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精神事件，它既折射出“打工诗人”的内心文化世界，也反映了一个变革时代的真实历史面影。柳冬妩作为“打工诗歌”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诗歌写作和批评无疑具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他以其吸纳与抗争的精神品格，记录了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生命形态与心路历程，同时也完成了自身心灵与外在世界的呼应。     

离心与互限: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焦虑——以诗歌语言和想象力为中心

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系统——由想象力和语言所凝构——呈现出了焦虑,其内部不仅出现了写作的分异,而且不同写作类型自身也存在着表意的焦虑性。"想象本位"型写作与"语言本位"型写作是第三代诗歌的两种写作类型,"想象本位"型写作在对"自然物"的书写中表现出了"离心"特性,其诗学想象与诗歌语言在表意系统中呈现出悖向式的发展路径,更多地走向了相互的离心与解构;"语言本位"型写作在书写"自然物"时则过多地倚重于诗歌的语言表达,相对忽视了诗学想象,由此营构出"互限"的写作空间,其语言与想象甚至走向了相互的否定,影响了其诗歌写作的纵深发展。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焦虑并未得到合理的解决,由此影响到了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     

牛汉：“向阳湖”诗意与“潜在写作”

1969年至1974年间,牛汉在“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和思想改造。在此,诗人不仅亲历了农村自然风光蕴育的诗情画意,而且感受到淳朴农民身上饱含的深情厚谊,心灵得到大自然的熏陶和情感上的慰藉。诗人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豁达的个性促成他对“向阳湖”作出“诗意的裁判”,并以“咀嚼苦难,反刍人生”的方式创造着诗意。在“向阳湖”的日子里,诗人努发掘生活与生命之美,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与诗歌守望相助,致力于“潜在写作”,其“归来”后的创作成就引人注目,为他迎来了人生和诗歌的第二个春天。     

大自然的歌者——论济慈的自然取向

济慈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出于对工业文明的厌恶以及个人生活的苦难使得诗人对大自然尤为关注,他试图在自然中寻找在城市里消逝的美。诗人在诗歌里赞美、歌颂大自然的美和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却没有单纯地沉浸于自然的美景中而是利用在自然中汲取的力量乐观地面对人生的苦难。     

传承弘扬三苏文化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从苏东坡“活法”的实践创造说起

苏东坡的“活法”是文化软实力中的硬货。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北宋胡宿最早提出诗学“活法”说。苏东坡的诗文集中虽未发现“活法”二字,仅在其《东坡志林》卷八里有“法活”二字,但这无碍他将胡宿提出的“活法”说扩充拓展应用到极致。“活法”说的提出,为中国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今天,对“活法”说,应该放置到更广阔的空间、更大的传统文化格局下重新审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如何因“活”而“活”,是人类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的命题。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和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传承文化文明,要注意大众与小众、专业与现实、话语表达等关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雁翼的诗论

<正> 雁翼在文学创作方面是个多面手。他除了写诗、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外,还从事诗歌批评的工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诗的信仰》(1982年)一书,就是他在诗论园地辛勤耕耘所结下的硕果。雁翼写作诗论,滥觞于一九五八年。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他对《星星》诗刊提出的所谓“诗歌下放”问题发表了颇显卓识的见解。由于他和当时只强调学习民歌的一     

论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及其模仿观

王闿运在五言诗创作实践中非常重视对魏晋诗歌的模仿,他的模仿观建立在对诗有“家数”“格调”的认识基础上,王闿运平生模仿最为用力的是其所谓的谢诗格调。他对于魏晋诗歌除了对原诗词句层面的模仿外,更为重视模仿诗歌的写作技法。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行为在五四时期招致很多非议与批评,他模仿的宗旨其实是为了探究诗歌的“古式”与古法,最终是为了“治心”和修养自己的心性,与受强调创新的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五四时期文学评价标准有很大不同。     

论李商隐审美思想的多样性

李商隐悲剧的身世铸就了他悲剧性的意识,反映到诗歌里便化为一种悲剧的感伤美。就诗风而言,李商隐诗歌是以“优美”见长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审美思想里还有“壮美”的另一面。就思想内涵来讲,李商隐的诗歌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在他的审美思想里对“美”的追求和对“善”的追求是统一的。     

中国创意写作兴起的背景、使命与愿景

<正>19世纪80年代,创意写作首先在美国高校兴起,最初是希望通过对文学写作(主要是诗歌和小说)、文学阅读(主要是当代英语文学)天然的“创造性”的倡导,恢复文学写作的艺术属性,以此来改善当时高校里语文学和修辞学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局面。创意写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英语写作”的面貌存在,其初心远谈不上“培养作家”“服务文化创意产业”“改善公共文化质量”“助力创意城市与创意国家建设”等这些“高大上”的目标,     

论王亚平诗歌的主题意蕴

作为左翼诗歌的代表性诗人,王亚平继承和发扬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捉住现实”之笔书写一个时代真实的苦难、抗争与理想。他的诗歌巧妙探索了主题与情感、艺术的关系,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城市作为“自然”与“世界”——论黄灿然的城市诗写作

如何书写城市及城市生活,是现代诗学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自波德莱尔以来,城市几乎都是作为“地狱”和“罪恶的渊薮”得到书写的,黄灿然提出将城市作为“自然”同时作为“世界”来书写,以破除城市书写中的成规。黄灿然本人的诗歌写作很好地实践了他的诗学主张。他的诗作在叙事性、感性和抽象性之间建立了自身的张力系统,构建出一个爱者与智者眼中的城市世界,在继承波德莱尔遗产的同时为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典范。黄灿然是一位在城市诗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诗人,值得重视。     

“独自成俑”的诗与人——梁小斌论

梁小斌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以单纯、透明、和谐的样式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通过考察梁小斌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由于长期的“独自成俑”的生存状态与境遇，他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践经过了从趋向优美到反叛优美的嬗变过程，这使得他成为“朦胧诗”群的一个异数，他的某些观念和实践启迪了其后的“第三代”诗人。     

试论陶渊明的“和平”性

鲁迅先生说陶渊明的作品是“和平”的。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里，他“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加之自身性格方面之原因，及当时玄风之影响，他最终选择了一条归隐田园的路。与山川相拥，与农民同劳动，与自然相亲近，最终才有了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田园诗歌。     

泥土的芬芳 璞玉的光泽——论苗得雨的诗歌艺术

世间的巧事何其多。著名诗人苗得雨的创作道路就象他的名字一样巧妙、自然,又那么耐人寻味。他是扎根在沂蒙山区的土地里的一棵幼苗,得到了共产党的阳光雨露的沐浴滋润。他说:“党把我拉得很紧,对我象亲生孩子一样关心,她时常在给我助劲,给我增长眼光。”(《庄稼歌·我怎样学习写作的》)三十多年来,他写了数以千计的诗篇,出版了十几个诗集。现在,苗得雨已经由一个“孩子诗人”变成了诗国中的明星。他的诗歌之树是从农村的生活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质朴,茁壮,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梭罗的诗意写作

梭罗算不上杰出诗人,但他具有诗人气质,诗意地劳作,诗意地欣赏自然。这种诗意的生活使他诗意地创作,在散文式的自然写作中既大量引用古今优秀诗篇,也适时自然地插入自己的一些诗作,开创了一种散文与诗歌交融的写作模式。即使没有诗行出现,他的散文作品也富含浓浓的诗意。     

潜隐的浪漫：穆旦40年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

穆旦40年代的诗歌创作自觉追求“思维复杂化、情感线团化”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表达方式。但其诗歌的主旨、立意和内在精神却与纯正的现代派风格有差异,表现出与浪漫主义的相通。穆旦诗歌中有明显的英雄崇拜,坚强的乐观精神以及对浪漫主义本质特征“自然”的推崇。这些浪漫主义因素成为他创作的深层精神资源,影响他诗歌风格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探讨穆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以及他的现代主义诗歌中包含浪漫主义特质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