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渊源与趋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自治表现为依靠宗族、乡绅的自治;法治表现为礼法秩序;德治则指依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进行的治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根源于悠长的历史传统而又与时俱进。但是,在当下某些区域的乡村治理中,还存在着自治深度不够、效率低下,法治贯彻不彻底、不完善,德治被放空、难以真正发挥其效用,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各行其是,没有形成体系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确立明确的道德标准,建立健全德治相关机制;继续加强法律的普及工作,依法行政、依法治村,提高民众的法制意识;结合道德、法律、习俗来完善乡规民约,规范民主选举程序,建立健全治理有效的自治、法治、德治机制。从而做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有效路径选择

"秩序"意指有条理,不混乱的状态,泛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处于一种相对稳定、规则、和谐的态势之中.社会秩序是由人们生活其间的各种秩序构成的,如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生活秩序等.推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道德体系的构建,整治农村社会治安秩序,还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离不开国家机关的力量干预和全面调控,这种外力助推应是当前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急需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     

农村社区的伦理形塑与道德发展 ——以自治制度伦理为视角的宏观讨论

从制度伦理到社区伦理秩序再到个体道德进步,是基于自治视角考察农村社区伦理道德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针对当前农村社区面临的“情面”逻辑愈发式微、“家园感”空前失落、“权威真空”“价值空场”等典型问题,应当通过自治制度伦理扬弃农村熟人社会伦理,建构“依系的主人翁式的”社区人伦秩序。而在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社区伦理道德的“本土资源”,明晰自治制度实体规定的根本“善”与基本“善”,并且重视程序的“善”——这也是现实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印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论农村基层自治的政治价值和伦理生态

作为"草根民主"的农村基层自治,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基层政治生态,有效地促进了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具有多种政治伦理价值.从政治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既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逻辑起点,又是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的稳定器;从伦理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是基于道德秩序的传统自治态的延续,也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分离的政治伦理生态使然;农村基层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现了它强大的政治魅力与伦理魅力.     

农村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机理

农村民间组织日益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农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追求公平正义的实现、信奉自愿奉献的利他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实现民主平等的自由价值、讲求诚信的契约精神等伦理特质是农村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农村社会的伦理特点是农村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外部社会环境,村民自治的兴起和政府组织在道德建设中作用的弱化需要农村民间组织发挥作用进行补位,为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时代条件。     

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模式为例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加速,乡村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经济基础较差,发展速度较慢的民族地区和山区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社会治理改革亟待深入,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模式,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有机结合,村民自治的主体意识和作用加强,社会安全稳定和谐发展。武陵山片区中的湖北秭归县进行的“幸福村落”建设实践探索,形成了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幸福村落”模式。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当前武陵片区的现状,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和完善这个模式,对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论明清时期长江沿岸码头城市多元社会治理的法秩序——以上海、武汉及重庆为例

明清时期,上海、武汉及重庆等长江沿岸主要码头城市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自治力量逐渐加强,由此在社会治理层面呈现内生法秩序与外生法秩序共存的特点。外生法秩序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下的衙门、保甲及团练等行政管理制度;内生法秩序体现为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阶层及行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管理的制度。这些城市多元社会治理的法秩序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管理与社会自治,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发展导向,呈现出内生法秩序与外生法秩序博弈的状态。城市自治的本质是维护封建威权统治,弥补官治之不足,没有深层次的触及民主与分权。当今,政府需要在简政放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着力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自治发展与治理方式的转变。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 ,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 ,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村民自治组织功能机制研究——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而利益的协调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利益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分析来论述村民自治组织在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作用。最后,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提出了保障村民自治组织利益功能机制发挥的制度建构。     

当代农村社会变迁中的道德背反现象及重建——以南京浦口侯冲社区为例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发生在较短的时域之内,却带来了影响深远、作用深刻的社会效应。如果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经历了变革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的精神风貌有了异常丰富的形态。这种新形态的文化观念又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施以复杂多变的影响。这些富于新形态的文化观念的变革反过来又作用于农村社会,对农村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产生作用。以农村社会变迁中的道德背反为研究对象,结合对南京浦口区侯冲社区"支部+协会"制治理模式的实地调研,指出超越道德背反的关键在于构建法治秩序、培育政治文化和重建新乡情。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宗族组织复兴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逐步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正式控制是从村级收缩到乡镇一级．村实行村民自治,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减弱,近乎消失殆尽的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复兴。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以及乡镇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得到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存在着负功能。...     

农民、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宪法内涵解释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的学术讨论中，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等是焦点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应对，需要从宪法的视角研究。基于对中国现行宪法文本的宏观理解，可以发现存在三重宪法秩序，每一重宪法秩序又包含着二元因素。依据对中国现行宪法文本解读所形成的框架，农民可以解释为作为集合性概念的农民和作为公民概念的农民，农民集体可以解释为自治的村民集体和经营的农民集体，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是经营的农民集体的组织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立法设计需要面对由村民集体与村民委员会、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地方政府等主体构成的复杂体制，否则难以保证立法的质量。从宪法角度解释相关概念，就是试图为立法活动提供宪法资源和宪法指引。     

农村法治化中主要社会规范和谐调整机制的构建

农村是个多元化的秩序空间,各种规范力量相互作用。农村法治化中能否使法律与政策、道德以及各种礼俗、习惯、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发挥各自特有的调整功能,形成治理农村的合力,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和调动各种规范力量的积极因素,构建起和谐的调整机制,为新农村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规范支持。     

农村基层民主的成长逻辑与发展前景

农村基层民主的成长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中国民主实践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行的农村基层民主是适应农村改革后维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及相关权利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保护家庭农场生产的正常秩序。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育、发展,农业公司不断压缩家庭农场的生产与发展的空间,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组织形态,这一变化将导致农村基层民主从村一级提升至乡（镇）层面,村民自治转变为乡镇自治;民主的内涵也将发生变化,农村基层民主不再是大众民主,而是实质上的精英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松散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松散组织”是在资源缺乏和外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形成的组织形式,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临时性与个人权利的不完全性特征。山东省农村地区的组织普遍松散化,主要有“阶段性政治组织”、“被动的整合组织”、“无意识的模式维持组织”与“反整合组织”四种。松散组织是资源匮乏状态下农民生活的反映,对村民自治、社会资本积累和农村秩序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应该正确对待和合理引导松散组织。      

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建设及其职能演变——60年村级民主发展的历程考察与政策分析

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梳理了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和村级民主的发展历程。分析认为,建国以来的村级组织的建设及其职能演变经历了巩固农村政权时期、合作化运动时期、村民自治建构时期、村民自治普及时期等4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对村级组织有着不同预期,进而使村级民主建设以及村级组织的职能呈现出不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村级组织的建立发展以及职能设置,乃至于政府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干预程度,无不与国家的整体发展计划相适应或由国家需求直接决定,国家权威是构建和维持乡村秩序的主要力量。     

论和谐社会秩序建构中发展权视野下的农民政治权利保护

和谐秩序建构中农民政治权利保障是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的必要条件,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的稳压器,是全面发展的保障。现实中,农民存在权利表达渠道过窄、参政机会较少和村民自治运行中形式化倾向严重等现象。究其原因,不仅有国家立法阙失、农民维权组织的缺位;更是社会歧视的广泛存在,农民政治权利主体意识阙如的结果。赋予农民国民待遇、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优化村民自治,强化民主程序等必将成为保障农民政治权利的必然选择。     

道德体系的重建(本专题主持人语)

无疑,经济转型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但与经济转型相比,新的道德体系的重建是目前更严峻、更迫切的问题。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因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逐渐解体,新的道德体系并不会随新型社会形式的建立而自动完成,这导致我们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大幅度下滑。重建新的伦理道德体系,既需要我们到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去摸索与发现,同时也需要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提出各种可能突围或突破的点子和思路。这里组织的这几篇文章,是从古今中外伦理学典籍中整理、挖掘出的有益于当今道德重建的资源,可以为走出目前的道德混乱状态而提出有益的意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