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建设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修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邓小平从意识形态、政府治理绩效和制度规范等层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邓小平论党的执政合法性

执政合法性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维护与建设。邓小平主要是从历史与人民、经济、民主、法制四个方面来分析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邓小平论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鲜明的特点和重大的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执政地位的支持和认可。认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防范党的执政风险的先决条件。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宪法授权、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执政绩效、利益代表的认同,是体现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展了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是执政安全的重要保证。本文在介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基础上,从执政合法性的三个基本要素入手,指出并分析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正是在意识形态、有效性和民主制度三方面塑造党的执政合法性。     

从合法性视角看邓小平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理论贡献

执政合法性对于政党能否取得和保持执政地位至关重要,而意识形态对于维护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从澄清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混乱入手,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从合法性视角研究邓小平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对于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维护和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发展党内民主是提升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政党政治上实现有效统治的基础,关系到政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巩固。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增强党执政合法性的绩效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和形象基础,全面提升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论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中共很早就意识到却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文革”结束时,中共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蕴藏着执政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把加强执政合法性提到极其重要位置,通过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以维系执政合法性,通过经济文化发展增强执政绩效以实现执政合法性,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以加强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直接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并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和理论资源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和重塑

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和执政条件的变化,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也要不断地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历经建设和改革,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随着形势的变化产生了两次变迁并成功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大的变化,现有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面临着重大挑战,如何面对新的形势并有效地构建能保障党长期执政的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成为了艰巨的课题。     

构建和谐社会——党执政合法性的新举措

在现代社会,政党执政,尤其是长期执政,从根本上说,要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必须具有执政的合法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新举措。经济和谐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文化和谐是党执政合法性的灵魂,阶层和谐是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     

从历史资源的汲取谈邓小平对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维护

历史资源是执政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垮一个政党的最好方法是否定它的历史。相反,一个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挖掘自身的辉煌历史以凝聚人民。凡是在历史上犯有重大历史错误的政党,都会给执政资源带来重大的消耗而引发合法性危机。邓小平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并以此为切入点,积极探寻党的执政合法性依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效地维护了党的执政基础,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论法的社会基础

经典社会理论讨论社会秩序的舞台是由工具主义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的斗争建立的，对法的社会基础问题的思考是从对社会秩序问题的思考开始的。讨论两种理论进路，综合阐述合法性思路在法的社会基础上的运用，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巩固法的社会基础的一些建议。     

宪政视野下的刑罚正当性

研究刑罚的正当性离不开权利和权力这两个法学核心范畴,研究刑罚正当性实际上就是研究刑罚权的正当性,就是探讨人们会把什么样的刑罚权让渡给国家的问题,这就需要借助个人主义方法论探究个人的选择过程。从宪政的视角来看,＂报应论＂更适合作为刑罚的正当性基础。     

论政治的价值评价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的价值就是政治事物对于一定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有用性或积极意义。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一种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公众对政治的价值评价。政治合法性通常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切政治实践活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哈耶克的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努力

政治合洪胜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人们要认可并服从一定的政治系统。所以,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要追求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之分,二者如果保持适度的张力,是维持和稳定一定政治系统的重要合法性基础。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而哈耶克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其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希望在合法性理论日益成为当今我国政治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之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合法性视角下的立法程序及其完善

人们之所以服从和信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建构主义路径、经验主义路径以及“重建性的”路径。在这三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合法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规范;（2）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3）其制定符合既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是唯一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也是合法性进入法律文本的管道,应当按照法律合法性的三个要求重新审视立法程序。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也应当从加强法律合法性的角度予以完善。     

朱熹文化世界的“三统”整合

朱熹的文化世界,是一个包括了学、政、俗三个层面的生命统一体。其中学术世界为思想基础,政治世界乃现实追求,日常世俗世界则是最终关怀。三个层面均以圣王相传之道统为精神前提,“三统”整合即是朱熹文化世界的终极理想。     

合法性转型与当代中国传媒的新使命

合法性是指民众对政府统治正当性的认同。在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将社会主义唱“好” 和将资本主义批“坏”成为传媒的根本使命。改革开放后,政府以政治绩效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市场经济催生了国人的求富欲望与权利意识,传媒必须以满足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和表达权作为新的历史使命。政治绩效合法性虽为公民权利意识找到了立足根基,并为传媒转型提供了历史动力,但这种合法性对经济绩效过分依赖,未能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诉求,因而成为阻碍传媒承担其新使命的关键因素。只有进行第二次合法性转型,走向法理型权威,将政府之权威奠定在规则、程序和制度之上,中国传媒才能真正实现其新使命,以回应时代需求。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论民事法律行为的适法性

民事法律行为①是实现私法自治最主要的方式,该行为的做出以私法自治为依据,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和本质特征,其性质应为适法行为,不应以合法性为成立要件。     

区域一体化的法学思考——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区域一体化是当前区域治理的新型课题,它是区域经历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后的一种自我救赎式的重新定位。主体间性是区域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正当性基础。比例原则作为一种经济性的分析策略,是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合理方法。区域立法是区域自我认识的规范,区域检察机关依据《立法法》中的法规审查,可以很好地协调区域间的自我规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理应契合区域主体间性的理念,践行比例原则的精髓,遵循宪法与法律的指引,形成和谐、稳定、繁荣的区域一体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