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制度设置的现代化不仅要求国家层面加强法制建设,还需要基层社区不断健全"村规民约",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格局;权力协调模式的现代化要求政府适度归还社区治理的权力,实现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赋权,改变社区治理中政府权力一家独大的现状;资源分配体系的现代化则要求社区在实现治理资源共享的同时,提高对治理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治理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社区居民。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成功地践行了这三个基本向度。     

治理单元下沉小区:党建赋能社区的有效实现形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近些年基层社区治理的主要实践走向。但研究发现,把社区作为基本治理单元,容易因社区行政化色彩浓厚、规模过大等因素制约其治理效能的发挥。由于小区规模适度、与居民生活领域重合等优势,因而在实践中将治理单元下沉到小区,逐渐成为化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出路。结合F街道的经验可以发现,在治理单元下沉小区的过程中,基层党建主要通过主体赋能和行动增能来保证治理效能的提升,最终激活社区治理活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城市老小区居民自治及其小区组织化——对X小区安全自治实践及其社区治理基础的思考

小区是社区的基础,小区组织化是小区自治的基础,也是社区居民自治的基础。小区组织化与社区组织化存在着差异。X小区十年间三次引进物业管理公司开展市场化运作,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获得了成功。考察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经验都在于小区组织体系是否完善及运行状况是否良好。通过组织化,把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纳入组织体系,在组织化过程中让居民接受社区建设教育,逐步形成社区建设的新文化、新传统,才是社区建设的通途。实践和研究发现：小区组织力量是发现、培育和积累的过程,小区组织化需要相应的社区治理理念建设,小区组织化是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过程和结果,小区组织化发展要抓住时机和注重策略。     

“三社联动”基层政府与小区居民的黏合剂

作为社区治理新模式,推动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结构向多元互动的横向网络结构转型、推动参与式治理机制和参与型社会的建设,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在纵向上能将小区居民与基层政府连接起来,起到上下联通的作用;横向上,能将小区居民之间发动起来,促进相融相合,并将社会关怀送到小区。这就是来自湖北省荆门市的笔者对南京“三社联动”进行调研后的感受。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阐述了东西方社会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强调了居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论述了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提出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的措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空间治理的街区化网络布局重构

通过构建城市社区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建立的城市社区发展质量指数模型计算表明,社区发展质量越高,其路网密度等正向指标值也较大,D社区指数值最低.运用Moran''s I指数法对D社区进行交通流量分析发现,社区周边道路交通状态的时空聚集程度高,居民刚性通勤通学出行量大.应用GIS空间叠加分析对D社区周边道路组织系统进行街区化网络布局重构,形成更合理的小尺度街区,有利于提升社区发展质量和空间治理水平.最后,提出社区发展质量分析-周边交通流量分析-街区化网络布局重构的城市社区空间治理街区化重构路径,并提出四类社区因地制宜的街区化措施和城市社区治理街区化五方面的实现机制.     

论基层治理的组织互动与有效模式——以台湾地区村里组织和社区发展协会的“竞合式治理”为参照

在当前的城乡基层治理过程中,社区组织的功能定位和组织关系是制约基层治理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的各种组织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这种基治理模式就是"竞合式治理"模式。在台湾地区的社区范围内,各种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增强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强化政府基础性权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和社会自治空间的迅速扩展。这对我国大陆的城乡基层社区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借鉴。     

治理理论视角中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

自治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旨在形成网状社区自治结构。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在不断加强,政府权力重心下移的幅度远远超过其水平放权的程度。     

玲珑湾里议“家事”我的家园我做主

说起社区的“多方共治”,除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之外,另外一个庞大的社区治理群体就是社区居民自己。社区居民不仅仅是社区治理的客体,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如何充分动员全体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一定的方式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如何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全面提升社区整体的治理能力。江苏省苏州市玲珑湾社区为此不断地探索整体治理方式,结合自身居委会管理和服务强、居民自治自管能力弱的现状,在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社工委的指导下,成功推行由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指导和管理下的居民自治理事会,让社区居民真正感受的“我的家园我做主”,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社区民间组织发展如何突破瓶颈

在基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及有效运作，特别是它同社区的其他组织，如政府组织、居民组织等形成的网络状的互助和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承载着社区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职责，意味着社区的成熟，也昭示着社区的发展方向。     

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市社区善治思考

依据城市社区善治的基本指标,梳理当下城市社区中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关系现状,提出社区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区治理权力主体合法性基础缺失,官僚层级的越位、缺位、错位导致社区公共资源分割,社区利益共同体的不确定性致使社会信任缺失,社区社会控制权力的强化与居民社会参与不足。城市社区的善治,要以利益关联为驱动构建多元权力主体协同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     

生成与重构:国家治理结构视阈下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城市社区设立居民委员会进行居民自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即具有《宪法》的保障,也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结合居民委员会工作实践,不难得出其存在的诸多诟病: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党、政府、社会相关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基层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性等. 因此,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央地方关系,构建多元治理结构,鼓励社区治理创新,便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