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的资源错配效应研究

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数据，分别测算了产业协同集聚指数、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指数，采用差分GMM方法考察产业协同集聚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的提高，会显著降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指数；分地区的回归发现，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改善了资本错配，对劳动力错配负向作用不显著，中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会改善资本错配，但会恶化劳动力错配，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则加剧了资本错配，但可以缓解劳动力错配情况。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金融业的专业化分工，进而改善资本错配，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改善劳动力错配。文章的政策含义是通过产业协同集聚，可以提高金融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成本，进而缓解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工业经济增长集聚弹性研究——对中国三大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群理论正在继梯度转移理论、增长极发展理论后成为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新型区域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随着其地区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制造业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产业集聚，其制造业集聚程度与地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增长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结合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的计量方法对中国三大经济圈的工业增长集聚弹性进行估计并就三大经济圈的增长集聚弹性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产业集聚对创新活动空间差异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空间角度探究中国制造业创新活动差异的形成原因。在产业集聚知识外溢的假设前提下，主要考察中国国家行业标准分类3位码下161个产业的两种产业集聚结构（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区域产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此外还验证了多样化的产业集聚结构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和技术密集程度下对区域产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及实证

集聚是高新技术产业重要的区位特征。本文首先探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产业集中指数,对1994-2005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六大类行业的集聚水平以及变动趋势进了精确测度,结果发现,集聚水平的提高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     

中国产业转移与扩散的测度与趋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1990～2011年分行业和区域的Ellision-Glaeser指数系统考察中国产业转移与扩散趋势的现实规律.结果表明,以2004年为界,我国制造业总体上呈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基本趋势.规模经济效应强,资本密集度高和技术含量丰富行业的产业集聚度持续提高,而消费导向性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从2002年开始最早出现扩散趋势.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仍然是现阶段我国制造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但近年来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等省份产业集聚度有所下降,中部省份和个别西部省份集聚度逐渐上升,部分行业呈现出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扩散的趋势.     

江苏交通物流产业集聚效应实证分析

从集聚效应视角构建区域交通物流产业生产函数计量经济学模型,并计算出江苏交通物流产业产业集聚效应指数.对江苏交通物流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江苏交通物流产业集聚效应指数在1995-2009年呈逐年上升趋势;交通物流产业集聚效应指数与其集聚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交通物流产业集聚所发挥的效应非常显著;交通物流产业集聚推动了江苏区域交通物流产业的发展.     

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市场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将市场化和产业集聚作为刻画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视角,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理论与实证分析检验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域层面市场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分区域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二,产业集聚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第三,不同市场化水平对新型城镇化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发现,较高水平的市场化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同时,市场化水平越高,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第四,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要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民生福祉。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伴随着科技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状况显得愈发重要。在梳理各国数字经济政策和国内外对于数字经济测算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研究，提炼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指数、产业指数、消费指数、社会指数、创新指数5个方面维度、10个分项维度以及32个基础指标，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基础指标权重后，又用主客观结合的赋权方法测算出2012—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指数，得出不同地区5个方面维度的指数。比较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后，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但是增速较慢。中西部省份增速相对东部地区更快，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呈现收敛趋势。为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相比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投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消费升级，改善数字经济社会服务，尤其要重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东部地区要着重培育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提升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中国需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东中西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空间集聚、生产要素拥挤与集聚适度识别研究

 我国制造业呈现空间集聚特征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非所有的集聚都会带来正效应,长三角地区一些产业集聚已出现生产要素拥挤现象,产业效率下降明显。本文采用区位商及其产值所占比例等指标选取长三角地区典型的六大高集聚度的制造产业,通过产业规模指数与利润的相关分析,得出并非所有制造行业生产效率与产业聚集度成正相关关系,依据制造业集聚效率特征把集聚类型定量划分为聚集过度、聚集适度与聚集推进三类,并建立区域制造业空间聚集适度分析与预警模型,为合理指导区域产业聚集、产业转移提供决策依据。     

制造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空间相关性，采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对于经济情况不同的地区和技术含量不同的产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s I对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特征事实、区域差异与来源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但呈现不断提升趋势，各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全国省际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发展的总体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各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我国各省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现象，且大多数省份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沿海地区部分省份处于高水平集聚状态，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得到缓解。     

产业集聚与循环经济互动发展研究：以石化产业为例

 开展循环经济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产业集聚是开展循环经济的物质载体，而基于循环经济模式的招商也能促进产业园区升级。本文以石化产业为例，研究产业集聚与循环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中国石化产业专业化程度日益加深，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这种趋势确实为循环经济的应用与推广创造了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循环经济对园区升级的作用并未显现，这要求政府采取激励、政策和法律等多方面的支持。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态势，多数省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在区域差异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从莫兰指数来看，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     

功能集聚区 产业新高地

服务业集聚区是以某一服务产业为主体，相关服务产业相配套，产业特色鲜明，空间相对集中，具有资源集合、产业集群、服务集成功能，服务业集聚度达到一定水平的区域。服务业集聚区是服务业发展的我体和产业增长点，也是一个城市服务业水平和能级的重要标志。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区域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趋同分析 —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9城市的实证分析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9市的制造业为例,通过衡量行业空间集中度和地区专业化水平指标,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已进入聚集与扩散并存的新阶段,各城市间制造业结构的差异性增强,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但珠江三角洲地区东岸、西岸内部各城市间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同构性。同时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9城市1993－2007年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区确实存在σ-趋同和条件β-趋同。     

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耦合与区域经济增长

城市群、产业集群及其耦合关系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文章以中原城市群为研究地理单元,城市集聚、产业集群、城市群产业集群耦合集聚、全球经济联系为解释变量,以区域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以耦合协调度衡量城市群与产业集群耦合互动水平,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构建计量经济学回归模型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性影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于城市群。在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系统耦合协调状态下,城市群和产业集群耦合互动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性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原城市群经济发展贡献并不明显,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力度还很欠缺,中原城市群需要持续扩大外商投资规模和提升外商投资质量。     

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人才、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绿色发展程度5个维度构建了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和Markov链对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上较低，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表现为高、中、低的分布特征；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差异在逐年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极化现象；Moran’s I散点图表明多数省份处在第一、三象限，表明中国各省份产业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从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可知，产业数字化水平高的地区有更强的稳定性，低水平地区逐渐向邻近高水平地区转移。     

基于产业聚集理论的成都工业布局

产业集聚是21世纪国际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具体表现为产业进一步呈现出区域集聚发展的态势,各类产业集群在世界各地迅速崛起。在我国,根据理论研究成果和成功产业集聚区的经验,基于产业集聚的区域发展实例很多。本文将以成都为例,分析产业集聚理论在成都工业布局调整中的应用。成都工业布局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建国以来50多年的发展,成都已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根据城市工业布局演变的一般规律和成都市地理特征及交通条件,成都工业经济的空间结构可划分为中心城区、近郊区及远郊区三个相互联系、有一定梯度和层次的工业经济区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