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全球化、新家庭主义与老人随迁

流动性社会背景下,为照顾孙辈和子女生活而迁移的随迁老人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大多数的研究探讨随迁老人迁移动力机制时,或使用个人主义视角的推拉理论和年龄模式,或单一使用城市化、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因素,致使其解释力不足.随迁老人现象需要以"家庭思维"的视角来解读,他们的迁移也与中国社会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威权国家的发展主义政策、全球化资本市场及新家庭主义文化共同作用促成了老人的随迁,而老人随迁也成为其家庭应对风险的一种策略.     

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运用定量研究发现,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介于比较不适应和一般适应之间,而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与其语言交流流利程度、家庭代际关系和随迁老人夫妇有无一起随迁有强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以生平情境为理论视角解释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定性研究表明,生平情境是影响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重要因素,但随迁老人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手头库存知识会遭遇危机并进行积累,继而拓展他们的生平情境,生平情境和再社会化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相互作用,不断影响着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程度以及个体化差异。     

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

随迁老人在城市适应中面临着子女家的"局外人"身份和城市社区的"陌生人"身份的双重尴尬。本文调查表明随迁老人在城市适应中存在着适应程度的个体差异,同时家庭关系、随迁老人夫妇有无一起随迁和参与社区活动频率是影响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因素。现阶段解决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应以家庭为主、社区为辅;以个体性为主、共同性为辅;以主动适应为主、外力推动适应为辅。     

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

以外出务工农民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调查了121位农村老人,总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不同模式下,农村老人所面临的不同养老问题。在农民个体向城市流动的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主要以情感关怀不足的为主;在家庭化流动模式下,留守老人承担家庭看护、孙辈照料与家务劳动等任务,存在严重的身体与心理负担,面临严重的生活照料缺失问题。而对子女的牺牲精神则遮蔽了留守老人养老需求;在举家迁移模式中,随迁老人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但异地养老存在严重的城市参与不足和乡村依恋问题,随迁老人生活满意度不高,容易产生消极情绪。针对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面临的不同问题和需求,需采取类别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CHARLS),构建了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指标体系,考察了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参加社区活动显著提高了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2)参加社区活动有助于农村随迁老人减少负面情绪、提高城市生活能力进而提升其城市适应。(3)对于自身城市适应水平高的农村随迁老人,社区活动有利于其快速提升其城市适应水平,对于城市适应水平低的农村随迁老人,社区活动的提升作用也相对较弱。为此,文章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社区的能动作用,加大对社区的支持与引导,以“社区为中心”组织协调资源、增强社区活动的靶向性,差异化开展社区活动,推进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     

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籍老人随子女进入城市生活,形成农村随迁老人这一特殊群体。进入城市后,由于家庭关系变得复杂、社会交往关系不断萎缩、信任关系逐渐减少以及价值关系受到冲击,农村随迁老人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帮助农村随迁老人适应城市生活应充分发挥家庭关系网络的基础作用,扩展社会交往关系网络,重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调适价值关系网络。     

农村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社区性机制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试图从社区层面研究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状况.文章从农村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的意愿及其目前的城市融入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农村随迁老人融入城市过程中存在着诸如随迁老人对自我城市身份的不认同及社区工作人员对其的态度问题、与社区居民交往内容单一和对社区缺乏情感认同等问题;接着基于现实的融入状况着重分析了制约这一群体融入城市的社区性因素.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社区角度建立一种以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为基础、引导建立农村随迁老人自治组织的促进农村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的社区性机制.     

随迁老人广场舞趣缘共同体建构与城市社区融入

城市通常被认为是与乡村熟人社会相对应的生人社会,随迁老人在流入地社区不仅面临日常生活的转型,还普遍面临融入障碍。南京市某新型社区的田野调查显示,参与广场舞是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区的一条有效路径。面临多重断裂与压力的随迁老人,通过合作与抗争,借助广场舞在陌生的城市社区拓展自己的社会空间,构建趣缘共同体,从而成功走出子代家庭,打破社交区隔,适应城市文化,获得群体归属。有组织的趣缘活动还改造了城市社区生态,链接到城市的社会组织,使随迁老人成为城市基层社区一股重要的参与力量。     

生活理性:农村老人日常实践的意义嵌入——皖北李村经验研究

在农村社会生活转型之际,农村老人作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出现了社会生活隔离化、社会身份边缘化、经济能力弱势化等"去价值化"和"去道德化"趋势。作为微观个体的他们采取了较为积极理性的实践方式,在日常实践中建构了生活理性原则,但日常生活的二元性张力和农村社会的脱域性,使他们的实践呈现出困顿与悲壮的意义。深度剖析农村社会现实与农村老人日常实践生活理性建构的关联性,是当前我们应给予农村老人的现实关怀。     

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关爱的主体缺陷与改进策略

农村留守老人是一个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弱势群体,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关爱水平既是一个民生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农村留守老人存在政府、家庭、社会、社区以及老人自身五个健康关爱主体,但各关爱主体在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关爱的实践中均存在缺陷,其中,家庭方面的主体责任未能凸显,精神慰藉聊胜于无;政府方面的健康关爱制度短缺,健康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市场介入的动力不足,自发行为未成常态;社区的责任主体被动缺位,骨干作用未能发挥;留守老人自身的健康意识淡薄,健康投入有所顾忌。提升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关爱水平,家庭应该不避责任,主动承载;政府则组织领导,保驾护航;社会各方积极协同;社区方面需激活各类组织,倡行孝亲文化;留守老人自身亦需转变观念,并抱团取暖,共同构建“五位一体”的健康关爱体系。     

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以贵州为例

本文使用贵州644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不同居住方式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居住方式中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三代户及以上中的老人生活质量最好。二代户中的老人次之,再次是夫妇户老人和隔代户老人,独居老人生活质量最差。笔者对不同居住方式下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并构建出老年人居住方式与老年人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图。当前农村独居户和隔代户老人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舟山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策略选择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备受社会关注。舟山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好的城市,独子家庭比例较高。家庭规模缩小,传统家庭赡养功能被削弱,加之社会养老准备不足,"空巢"现象突出、养老产业滞后、医疗护理服务缺失等,造成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系列问题。为此,必须弘扬传统敬老美德,保障老人正当权益;改变传统养老的陋习,创新养老模式;大力发展中介机构,全面推进"银发工程";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政策;制定鼓励政策和措施,开发并利用老人发挥余热。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

以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调查资料为基础,以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为切入点,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仍以家庭居住为主;不同居住方式的老年人对生活总体感觉是比较满意的;老年人选择居住方式与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儿女数量的多少、个人爱好的满足程度等因素关系不大,但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有没有孩子、孤独及害怕等因素密切相关.     

我国老年家庭照顾者的价值认同

产出性老龄化内涵丰富,而家庭照顾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与国外政府和社会对老年家庭照顾者的价值认可不同,在我国,多数老年人从事着家庭照顾活动,但其价值却被"隐性"化了。家庭照顾的价值"隐性"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或者不承认老年人价值,或者即使承认价值存在,也认为这是老年人应该和必须做的。老年家庭照顾者的价值错位,是对老年人无偿劳动付出的不公正对待,也不利于社会敬老养老氛围,不利于代际和谐。社会给予老年家庭照顾者价值认同,需要以产出性老龄化观念认同为前提,以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为保障,以社会尊老敬老氛围营造为基础,以老年群体自我认同感培育为动力。     

西藏城市老年人社会交往结构研究

西藏地区在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如何维持与改善城市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拉萨市与日喀则市的全部38个社区中随机抽出13个社区的1979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从频度、规模、满意度三个角度对社会交往进行测评,并创建了社会交往与居住条件以及健康状况三个潜在因子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西藏城市老年人社会交往的总体水平是频度较高、规模较小、满意度较高;居住条件的便捷性越高以及周边环境越好,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频度就越高、规模就越大;社会交往的频度越高以及规模越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好,社会交往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大于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同时发现,社会交往满意度受社会交往的频度、规模影响较小,而对增强社会交往对健康状况促进作用有较强的间接效应。     

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

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1575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Probit模型显示：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有共性因素和特性因素,年龄、劳动、政府救济金、财产性收入、低保和子女生活费、子女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共性因素;文化程度、健康程度、自理能力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影响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子女数、性别、婚姻状况是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针对这一结论,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基础医疗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营造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西部地区老年贫困。     

农村老年人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模式研究——以农村老年人心理需求调查为基础

农村公共服务非常缺乏,而针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更是少之又少。了解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心理需求,才能为他们提供行之有效的公共服务。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生活心理需求、基本生活心理需求和家庭亲情心理需求,从政府主导、市场优化、社会协作和老人参与四个方面合力建立了农村老年人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体系。     

贵州苗族地区留守老人问题研究

伴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子女不在身边的留守老人正成为日益庞大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贵州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留守老人越来越多。贵州省的苗族人口更高达430万人,占全国苗族人口的48.1%,是全省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苗族留守老人与其他老年群体相比,他们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本文主要论述苗族地区留守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思想观念以及面临的困境,渗透社会工作理念,提出社会工作介入途径。     

守望乡愁:东部山区农村老人的主动留守

城乡二元结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等通常被认为是农村老人留守的主要原因.我国东部地区也有留守老人,然而留守原因并非都是无奈之举,而是基于乡愁的理性选择.通过对100位留守老人的问卷调查以及23位留守老人的深度访谈,发现东部山区农村老人选择主动留守是对乡愁的守望,表现为五个方面:对故土的依恋、邻里的守望相助、维系传统的"家"观念、实现自我价值、重塑代际关系.最后就关爱留守老人从充实文化生活、提倡情感慰藉、建设美丽乡村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居家养老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很快的国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养老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逐渐弱化的情况下,作为老年人的聚居地和生活空间,社区在提供养老服务方面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社区居家养老,对于解决居家养老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