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一个文献综述

人工智能应用为何能够嵌入公共治理,如何发挥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共治理之价值是学界探讨不止的重要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近15年国内研究文献作系统梳理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正在重构公共治理的问题场域,并逐渐成为改进公共治理绩效和达到善治目标的工具。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应用嵌入公共治理的内在机制。现阶段,公共治理中人工智能的应用重点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城市应急与环境治理等方面,但人工智能应用仍面临安全、侵权、解构秩序、冲击法治体系和道德伦理等风险。国际上制定国家战略政策、建立监测体系、加快融入公共服务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公共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的纵深发展和风险应对提供了借鉴。立足于我国公共治理的现实,人工智能应用的未来可为方向是智能行政审批、责任分摊机制、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伦理设计和政府新型智库建设等。     

敏捷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

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是对以往探索式、回应式、集中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敏捷治理嵌入人工智能治理当中,其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这四大核心要素上有新的内涵特征。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概念的生成既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又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增进人民福祉和走出人工智能治理困境的需要。与此同时,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政府多重资源的投入、多方实践经验的奠基使得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成为可能。为应对时代挑战、迈向人工智能的敏捷治理,我们需应对传统官僚主义思想,树立敏捷治理理念;合理把握治理节奏,确保治理工具使用张弛有度;健全敏捷治理的制度体系,为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保驾护航。     

公共项目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在当前公共项目推动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可持续性困境。基于跨案例的组态视角,文章构建了“政治支持—社会嵌入—创新属性”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剖析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复杂因果路径。通过研究发现,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多重因素交叠作用的结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运转并不存在“项目悖论”。其中,“行政推动”是创新可持续的外部诱致性因素,而“社会嵌入”是内生性动力因素,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关键。据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项目嵌入的基础上,需要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引入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自主性生长能力。     

技术赋能、用户驱动与创新实践:智能时代下政府治理模式创新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核心的智能技术革命,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全方位、彻底性、颠覆性的影响,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阶的智慧社会迈进。政府作为社会运行中的中枢大脑,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核心和基础,智慧政府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本文通过分析总结智慧政府内涵概念、特征要素和演进逻辑,探索在智能时代下,以技术赋能和用户驱动为特征的虚实四维空间结构将如何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结合政府创新实践过程中所取得成效和经验,提出了四端联动三位一体物联网模式、管理学云计算模式和以"用户+算法"为核心人工智能治理模式,以期为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变革提供相关理论研究和模式借鉴。     

探析公共政府伦理治理要求

公共政府承担着最显著的公共责任,而这种责任的特点之一是其道德性,即公共政府行为选择中伦理动因有重要的地位,公共政府的道德责任体现为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然公共政府在伦理治理要求中常遇到一些困境,这些困境的解决需要公共政府在公共政策、公共权力掌握人及公共政府整体道德性定位等层面上进行探索。     

论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涵义、结构与机理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然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智能科技的革命性进步必将助力中国创造智能政治文明新形态,这种助力作用的逻辑机理可以从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的授受过程予以解释。所谓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就是人类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而构建智能、高效和向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效能的活动过程。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的这种赋能,在种类结构上表现为多样性赋能,在现实实践上表现为多维度、多种类的复合赋能,在愿景结果上表现为形成新型的智能治理体系。实际上,要通过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赋能而型构出新型的智能治理体系,需要依靠一套复杂的作用机理,即人机授受赋能机理。在这个授受赋能的愿景过程中,新型的智能治理体系得以产生,人的主体价值得以提升,智能政治文明得以形成。在当今的数智时代,中国要创造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就要大力发展数智科技,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数智化支撑,建设数智政府,推进数智治理,发展数智政治文明,从而,渐进地创造智能政治文明新形态。     

智能治理伦理风险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MATEL方法

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政府开始迈入智能治理时代.识别智能治理伦理风险的关键影响因素,对有效防控伦理风险、夯实政府治理正当性基础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梳理出影响智能治理伦理风险的因素,构建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DEMATEL方法计算出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结合因果关系四象限图,提出防控智能治理伦理风险的相关建议.根据测算结果与分析,研究提出影响智能治理伦理风险的关键因素,为规避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伦理风险提供借鉴.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困局与策略

从治理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与治理环境密切关联。人工智能时代泛起的政府网络舆情危机思潮,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公众群体中传导的效能和生态安全,也催生了智能时代政府舆情治理新范式。首先,本文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空间逻辑层面阐释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与政府舆情治理的共鸣;其次,以问题为导向论证传统政府舆情治理进程中存在着智能化技术观念"失准"、高效化制度建设"失衡"、约束化监管机制"失势"与系统化服务模式"失声"的病灶;最后,在解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政府舆情治理的发展路径,我们需要革新智能化的舆情治理理念、创设灵敏化的舆情治理制度体系、共建网络化的舆情治理监管体系、构筑共治化的网络舆情治理新范式。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精准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互联网时代各类社会资源重新整合,给经济、社会、政府治理方式、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互联网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运用大数据等相关技术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精准化也就成为了时代要求.于是,从时代发展、国际趋势、顶层设计、技术支持和用户习惯等方面深入分析互联网给地方政府治理精准化所提供的机遇,同时剖析数字鸿沟、数字打架、数字安全以及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以结合优势,做好应对准备,最终推进政府治理精准化的有效实现.     

从排斥到包容公众：参与式政府算法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算法技术日益广泛嵌入政府治理过程，依算法而治理正在成为政府治理的新途径。然而，在技治主义和工具理性双重逻辑驱动下的政府算法治理日益体现出封闭和排斥公众参与的特征，损失了政府算法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公众是否应当参与政府算法治理当中，公众又应当以何种方式有效参与等议题展开的理论分析表明：算法技术引入公共领域应进行技术的公共性重构，而公众参与是平衡其价值理性缺失的有效途径，其重塑的路径是通过创设算法公开、公众调查、听证、治理专家参与、共同生产等公众算法参与工具，并有机嵌入算法制度设计、议程决策、算料供给、算法训练、算法应用的全过程，构建公众算法影响机制。     

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与路径

当前贫困治理重心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向更隐蔽、识别难度更大的相对贫困转变，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问题依然存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一的治理规范、治理工作或治理要素，而是融合为一股新的治理力量，嵌入到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当中。我们迫切需要正视并剖析这股新迸发的治理力量，重新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特征。运用理论思辨和逻辑推理方法，提出通过“场景适配—情境互动—主体增能”的嵌入逻辑，为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新的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可行路径。     

从碎片化到一体化：回应性治理的民生实践

阐述回应性治理当代价值，剖析与当前建设城乡统筹社会保障的内在契合，厘清回应性治理在回应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产品需求不足的困境。弹性化的制度设计和网络化治理结构前瞻性合理因子的嵌入，增进政府回应灵敏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研究

大数据技术在提升我国政府治理效能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我国大数据应用技术水平、应用环境、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的契合度等维度探讨了大数据赋能国家治理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厘清了大数据嵌入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即公共大数据建设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增强国家治理的预测和调控能力,旨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同时,基于目前大数据使用效能和开放程度有待提升、嵌入政府服务存在伦理困境、相关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现实困境,从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规避大数据带来的伦理风险、完善大数据管理机制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完善路径以摆脱困境,以期让大数据在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家数据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阐释及效能提升

随着智能技术快速的升级迭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为智能治理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智能治理成为智能时代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从智能治理的内涵出发,搭建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分析框架,以“渗透-传导-扩散-集成”为逻辑主线,阐释智能技术与治理体系互嵌并生成智能治理的过程。研究发现,智能技术在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催生了政府整体性和协同化治理理念。在智能技术传导的过程中,治理要素呈现出治理空间由实体办公到场景仿真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务服务场景等方面的突出转变。治理体系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既表现在自上而下的建章立制,又体现在自下而上的用户参与。治理效能则是衡量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的综合评价,治理效能的升级为主动治理和精准决策提供可能。南京“数字城管”体系的智能化也充分证实了智能治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解答何为“智能”的同时还重点关注了何以“智能”。随着智能技术与治理实践层面的结合与日俱增,治理主体智能、治理过程智用和治理效果智治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智能治理效能的有效生成,因此,需要形成“重塑治理流程以赋权-技术驱动以赋能-多元协同以赋智”的治理格局,最终实现智能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     

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多维困境与化解之策——以RD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环境治理面临诸多困境，这直接影响海洋环境治理效果。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本文以一个不具备政府背景、企业背景和基金会背景的社会组织为例，研究其在参与海洋环境治理时面临的困境。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在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受到资源、合法性、能力的三重束缚。针对这些困境进行原因分析后，本文提出了完善购买服务与捐赠机制、嵌入社区、增强自身能力建设的解决策略。     

“曲线型”嵌入：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以南京市A社区政府购买项目为例，从嵌入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主要通过“政治—行政—专业”三维路径嵌入基层社区治理，并呈现出“浅层、深层、逆向、有机”的曲线型嵌入过程。在浅层嵌入阶段，主要通过前期摸排、活动策划和需求调研等方式，赢得社区信任并建立初步关系；在深层嵌入阶段，重点通过专业知识运用、党建品牌融合、服务平台搭建等方式，促进机构与社区关系向深层次发展；在逆向嵌入阶段，由于“政治话语”与“专业话语”主辅关系的不断摩擦，社会工作服务出现了“表演性”和“迎合性”的脱嵌问题；在有机嵌入阶段，通过成立机构党支部、挖掘社区骨干力量、发挥专业服务等方式，逐步呈现出互信互利的发展态势。因此，为推动社会工作机构与社区治理从“嵌入性发展”走向“融合性发展”，可进一步在“政治—行政—专业”三大维度强化关联与融合。     

公共治理视域下政府行为与公众响应的演化博弈

公共治理强调公众的主动参与意愿,其有效性取决于政府和公众二者演化博弈的结果。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剖析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公众的行为逻辑,构建群体视角下的政府和公众行为演化模型,并通过演化博弈的方法对双方的行为进行说明,从而提出正确引导公众参与、控制政府公共治理成本、建立公共治理惩罚机制等对策建议,为政府公共治理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干部驻村、部门帮扶与跨层级治理——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干部驻村与部门帮扶形成的跨层级治理方式逐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运用的治理技术。基于“情境—过程”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考察发现:在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情境下,驻村第一书记的外部嵌入、有效衔接与内部执行,使得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各项任务得到可持续推进。在此过程中,高层部门“一把手”的政治动员逻辑是从“高位推动”到“嵌入互动”;中层部门的资源供给逻辑是从“条块分割”到“集中供给”;基层部门的技术运作逻辑是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衔接”。由于驻村第一书记的动态调整与治村理念延续的冲突、各职能部门的趋利选择与合作治理之间的冲突、基层干部的晋升需求与服务基层之间的冲突,使得跨层级治理陷入制度困境。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市辖区政府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现阶段我国市辖区政府治理出现了诸多问题,呈现为一定的治理困境.如何走出市辖区治理的困境,整体性治理理论具有较强的启发性.从整体性治理的视野出发透视市辖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发现市辖区治理的困境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定位的原因,有政府系统内部整合的原因,也有包含政府、市场及非政府组织(NGO)在内的公共治理平台建设不力的原因.因而,简单的撤销市辖区政府或政府机构改革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整体性治理或可是一个远近兼顾、标本兼治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