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的小说翻译与翻译小说

晚清文坛早期存在“华夏中心论”的倾向,对西方小说经过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之后才逐渐吸收,大力翻译。与此相联系,晚清的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合译到独译、从译述到意译两个阶段。而晚清翻译小说呈现出“翻译中国化”的总体特点,这种特点分为表层文化中国化和深层文化中国化,后者体现在种族存亡意识的突出、中国传统道德的制约、道家出世精神的渗透、绿林精神的移植等方面。     

《新青年》与现代翻译话语的构建

《新青年》杂志的名著翻译工作在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翻译的演变过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为了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新青年》开始自觉地改变晚清翻译模式,实现了中国翻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新青年》对中国现代翻译话语的构建:在翻译语言上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大力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在翻译选材上确立了名著意识,提倡翻译名家名著,提升了译作的档次;在翻译标准上改变了晚清不忠实原著的翻译风尚,重构了"信"的原则,倡导直译的翻译方法。     

目的论观照下解析晚清翻译文学中的民族情结

晚清爱国译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政治目的完成了大量翻译文学作品,其中因民族情结导致的误译长期受到当代学者的质疑.德国功能派翻译核心理论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可以决定翻译所应采取的方法和策略.以目的论为标准,译者的政治目的决定了民族情结在晚清翻译文学中转化为“文言译述”的表现形式,成功地为封建晚期的中国输入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制度,完成了改良社会的历史使命.     

晚清外国法律书籍译介活动的文化透视

翻译活动受制于所依存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理论为翻译研究中"文化学派"所倡导,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认为意识形态的操控、赞助人的力量和中心文化的接纳促成了外国法律书籍得以在晚清社会进行大规模的翻译和引进,它是晚清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特定产物,反映了翻译活动和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标准的发展轨迹

早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述和意译风气盛行,虽然"信达雅"自提出后在晚清有较大影响,但实践者往往把"达"抑或"雅"放在首位,翻译主张和实践相脱节.伴随文学翻译中文学意识的自觉,"信"的标准被提出和实践,但译者往往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刻划.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随着翻译文学价值不断得到认可,文学翻译标准被屡次提出.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实践的检验,"信"的内涵得到拓展,"达"的地位得以确立,文学翻译总体呈现出由重形似向重神似发展的趋势.     

书刊发行与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

晚清翻译小说的修辞策略有着较明显的"后现代"色彩。作为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中介,当时的书刊发行对这种"后现代"修辞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书刊编辑的视野决定了晚清翻译小说对原著及原作者的关注程度,书刊定位使翻译小说经常成为"可写文本",而书刊读者接受水平的差异性则使翻译小说的意义不断"延异"。晚清书刊成为翻译小说实现"双重解构"的重要推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直接相关。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这种"后现代"修辞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被"现代性"规训。     

中国翻译传统研究——以中国翻译史上三次翻译高潮为例

中国翻译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每次均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晚清翻译译作虽多,却因普遍对原文"不忠"而饱受诟病.不少论者借用西方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只看到中国翻译对于西方翻译的"共性"部分,却忽略了对中国翻译活动中"个性"因素的研究.晚清翻译之所以"不忠",有着其历史必然性,翻译传统在其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译者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都受到翻译传统的影响.     

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小说翻译

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文学翻译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的翻译原则.从晚清译者文学翻译的具体实例中可见,晚清译者的小说翻译策略主要受小说翻译的工具主义本质、封建礼教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中心观等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主要是小说翻译)的目的不是对文学本身的学习与借鉴,而是译者结合时政用来表达个人见解、宣扬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工具.翻译时译者大都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大量使用删减、增补和改写的方法,用以满足国内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习惯,以迎合本土文化的主流价值标准.在翻译活动中社会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译作显现出浓厚的本土化色彩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谈谈文学翻译

借此《俄汉文学翻译词典》即将出版之机,我愿以我国翻译经验为背景,以"词典"为素材,就翻译理论与翻译标准问题,谈谈自己的管窥之见,一为"代序",二求正于译界同人. 我国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早在晋末和隋唐时期,在我国就形成了第一次翻译高潮.佛典的翻译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其浩繁的卷帙,科学的方法,卓越的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值得引以为骄傲,并且奉为典范.我国古代翻译家,虽然没有作过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但他们的真知灼见散见于文献典藉之中,并在他们的译著中得到体现.佛典翻译成功     

抗战时期的翻译与战时文化

本文从战时文化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翻译进行了分析，通过抗战时期文化重心的失落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翻译选题的趋时性与实用性、译述形式的通俗化和民族化、国民党查禁政策下外国记者有关根据地报道的翻译与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揭示了抗战时期翻译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赞助者操控与唐代佛经翻译

唐代佛经翻译的繁荣与发展与处于统治地位的皇帝的支持密不可分,是一种权力操控下的产物.作为"赞助者"的朝廷操控了佛经翻译的全过程,包括译本的选取、翻译策略及译本的流通.他们操控的目的在于取得政权、稳固政权.     

探寻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

我国传统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后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都会同时涌现出大批翻译家和翻译理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从最初道安的"案本"、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到后来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历程.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试析清代蒙古族佛经翻译

清代,满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驯服强悍的蒙、藏民族,除采取怀柔、联姻政策外,还借助宗教的作用从精神上控制少数民族,表现为特别崇信黄教、弘扬黄教,给黄教以种种特权,使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举措对蒙古族社会起到了双重影响.抛却消极影响,对蒙古地区佛教文化而言,有着促进其发展的积极一面.尤其使蒙古族佛教经典翻译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翻译家和翻译作品,更为主要的是形成了较系统的翻译理论.     

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热”与日本的影响—以梁启超和鲁迅的中译本为例

晚清,在西方科学小说的东渐史上,大量经由日本输入的科学小说如何被移植是中日近代翻译史研究中不应回避的问题。从影响研究的视角,通过对凡尔纳作品的日汉译本对比,考察科学小说在日本明治及中国晚清时期的接受背景及接受态度,分析日本在晚清中国接受西方文学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并通过考察中文译本的取舍特点,找出中日不同文本内含的多元特征以及各个“文本”的文学性差异,探索凡尔纳在明治和晚清的传播、影响轨迹。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佛经翻译文学与《聊斋志异》中的瘟疫与灾害母题

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母题演进的历程中,有些原型母题的意蕴并非本土生成,而是与相异的其他东方民族之间通过文化互动、文学交流植入而来,从毗邻的印度文学翻译传译过来的成分占有很大比重。在清代蒲松龄所撰《聊斋志异》中便有许多故事内存着经由汉译佛经传来并融汇于我国文化、再现于文学叙事的印度母题,例如小说情节中时常出现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疾病、灾害,即为实例。     

去芜取精古为今用——明末清初科技翻译评鉴

科技翻译对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末清初以传译西方科技为主流的翻译活动,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此次科技翻译浪潮不仅使我国产生了近世科技的萌芽,同时也冲击着我国禁锢的思想界。百年间,中外译者遗留的译著以及所提出的翻译理念至今仍为译界借鉴。本文通过对此次翻译活动的析评,探究其在科技翻译领域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论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的文化贡献

作为清朝最杰出的藏传佛教高僧,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佛教文化建设和传播方面也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撰写大量的佛学著作,主持翻译佛教典籍,创制满文经咒新字,指导佛教造像,主持修建寺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