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支付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对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战略意义。通过构建数字化支付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数字化支付对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数字化支付能有效降低商品消费的价格敏感性和资金约束,通过心理账户和消费信贷两条中介路径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不同资金来源的数字化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表现为基于活期储蓄的数字化支付较基于消费信贷的数字化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效果更明显。由此建议聚焦数字赋能以改善农村数字化支付环境,创新消费信贷产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推动农村居民发展新型消费,释放消费潜力。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的视角

基于2014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非参数法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并检验两类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其中,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抑制家庭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因,而努力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显著抑制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业户口以及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而努力不平等的扩大抑制了中部和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但提高了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公平感是机会不平等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渠道之一。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河北、湖南、广西三省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湖南、广西三省1022户农户调研数据,从数字金融需求方的农户出发,运用OLS模型与T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使用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来促进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受访者年龄、家庭资产、家庭收入、地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为此,提出要积极推动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持续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推动农村消费市场进一步发展等建议,以期促使农户合理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来提升家庭消费。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升级与高质量就业

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企业经营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升级以及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扩张经营规模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扩大了对高、低学历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表明数字技术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劳动力工作效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层面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注重对内部组织架构的数字化改造,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居民资产负债和消费升级问题研究

本文构建了消费-资产负债理论模型,并利用CHFS调查数据,从总消费、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质量升级三个维度来研究家庭资产负债与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经营性资产、投资性住房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经营性负债、住房负债和消费信贷均对总消费有显著效应,而且这些效应会随着总消费的增加而增加;影响消费结构升级的资产负债因素与总消费相同,但其效应并不随着升级水平的提高而严格增加;总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资产负债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长期稳健类投资会促进城镇家庭的消费质量升级。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创新效率提升;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效率的潜在路径在于缓解融资约束、升级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知识溢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提升效应在CEO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明显。拓展性分析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创新质量。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效率的作用路径与边界,对于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效能,增强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 ——基于我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消费贷款是促进家庭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我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采用稳健标准差加权OLS方法和Quantile回归方法,实证分析房贷和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房贷和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均具有正向效应,但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分位上存在异质性,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各个分位上均存在,房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仅在50%以上分位上存在;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各类消费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房贷仅对家用设备类、家居类和交通类消费有正向影响,对食品类、通讯类、医疗类和文化娱乐类消费的影响不明显。本文可为消费贷款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参考。     

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8—2020年我国1721个县的县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实证探究了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区的影响大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区，对具有高消费升级水平的农村居民影响作用更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县域数字物流会借助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实现。因此，为实现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应该加强数字化建设，提高数字物流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距，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发挥收入的中介作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我国超过1/3的家庭负有债务,家庭债务异质性特征明显,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微观家庭的债务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货币政策对债务异质性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家庭群体中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效应,负债家庭和无负债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不尽相同;城镇家庭的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且负债家庭的城乡差异明显高于无负债家庭。另外,无论何种类型的家庭,货币政策对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的影响都要大于其他消费,对文化娱乐消费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了2006—2019年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底层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数字化转型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引导和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氛围和有利条件。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数字化对企业价值链提升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对价值链升级产生影响。该研究从价值链视角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我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比较研究 ——基于虚拟解释变量模型应用和消费升级视角

为反映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和结构特点,本文运用1993—2016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虚拟解释变量模型研究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和自主消费量及其差异,并从消费转型升级视角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表明,城镇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量与其收入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居民文化消费占其收入比重仍然较低,居民消费转型升级仍存较大空间,且农村居民在文化消费总量和自主消费量等方面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因此,在制定相关文化产业政策时,应适当考虑城乡居民差异,以更好地促进居民消费升级.     

白领、中产与消费——当代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与生活状况

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和中产阶层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基于2006—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地区率先进入了"白领社会",白领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全社会就业人口的一半,实现了职业结构的初步转型;由白领为主体构成的中产阶层约占1/4城镇人口,城镇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重合度更高.一部分白领虽然职业地位较高,但因受到收入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跻身中产阶层.虽然白领群体的生活机会有所分化,但是"白领社会"这个新阶段对于人们的生活福利和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都有重要启示.数据显示:一方面,中产家庭的生活质量更高,对于文化娱乐和耐用品消费的欲望也较高,消费升级的趋势最先出现在中产阶层,逐渐向中低阶层扩散;另一方面,较高的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产家庭的消费和福利.政策建议强调打造现代服务业就业体系,扩大中产阶层群体,加强"中高端"消费市场供给,满足消费升级需要以及围绕改善民生扩大消费.     

家庭债务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

利用CHARLS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家庭债务流量和存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关系,同时探讨了家庭资产、户口等家庭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债务流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债务存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资产水平的老年家庭,家庭债务对医疗、保健消费的作用没有差异;城市家庭债务的存量和流量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均没有影响,而农村家庭债务的存量对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财务宽裕、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构建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6—2021年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宽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宽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海外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高管年龄异质性则具有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分析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建议与实践参考,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成员、优化高管团队结构提供借鉴。     

以服务消费引领消费结构升级: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发达国家消费结构升级的经验表明,服务消费代表着消费升级的最终趋势,服务消费比重不断提升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服务消费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亦是消费结构由物质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力分别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人口结构深刻变化,"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宏观政策的积极引导等.进一步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以服务消费引领中国消费结构升级,重点在于进一步改善收入水平、有效扩大服务供给和完善服务环境这三个方面.     

“双循环”下我国数字文化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普及形成的数字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文化产业升级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采用2015—202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文化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收入水平、供给水平、互联网发展和创新水平对数字文化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财政支出与数字文化消费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各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差异性;消费者主观性价感知正向影响数字文化消费。根据研究结论,对实现数字文化消费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