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他者的在场——由萨特《什么是文学》重审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指出,他者的在场对于文学活动的进行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如果说文学是对自由的召唤,那么他者既是召唤的对象,也是召唤的主体。引入他者概念亦有助于破解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所提出的"误解"谜团,即萨特所谓"误解"是一种"理想召唤"与"实际召唤"的历史性差异,而他者正现身于此差异之中。萨特之后,朗西埃以有关"歧见"与"共识"的论述将萨特提出的思路予以推进,并从"误解"概念中发掘出新的内涵与价值。     

论萨特的美学思想及其哲学基础（2）

论萨特的美学思想及其哲学基础（２）袁义江，胡笑容三、后期美学思想萨特前期美学思想的代表作是《想象心理学》，他运用现象学方法对想象作了分析并对一些美学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萨特后期美学思想主要是他的文艺理论，其代表作是《什么是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苍蝇》与萨特中期思想

哲理剧《苍蝇》融入了萨特在战争中获得的新的体验,这就是把个人与社会、思想与行动联系起来,从而促使他修正了战前“孤独的人”的自由观,转而关注个体与群体、思想与现实、文学与生活的联系,主张行动与介入,并强调自由与承担责任的不可分离。但存在主义强烈的反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哲学立场大大限制了萨特的努力。《苍蝇》不仅显示了这一时期萨特思想的过渡性质,而且暴露了其思想的内在矛盾。     

形象的哲学——试论萨特

阿尔贝·卡缨认为:“文学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这种看法完全适合于思想家让—保尔·萨特。萨特1974年8—9月在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我要在提出我对世界的看法的同时,让我的文学作品或随笔中的人物,按照这种观点生活,我是在给我的同代人描述这种观点的。”可见,文学是萨特用来宣传自已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工具。1975年,米雪尔·贡塔问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政治和哲学。”事实上,文学不仅是萨特参加当代社会政治斗争的武器,也是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媒介,萨特毕生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他既喜欢司汤达,又喜欢斯宾诺莎,他拒绝把哲学同文学割裂开来。”(《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子的回忆录》)     

十年磨一剑——《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一书评介

作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萨特早在 2 0世纪 40年代就已经走进中国 ,但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还要从改革开放后的 80年代算起 ,这其间我国学界对他的研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 ,但大多偏重其哲学思想 ,文学方面的侧重仍嫌不够。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昌龙教授所著《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是我国第一部以文学家萨特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萨特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作品 ,从理论的高度准确地概括了存在主义艺术人学的特征 ,并结合文本的具体分析和细致解读 ,明确了萨特思想与艺术的价值及其不足 ,填补了这方面的…     

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的争议及其实质——论王德威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领域,中国的"现代"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经验如何影响文学书写以及如何创造文学现代性?我们应如何理解历史内容和文学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王德威关于晚清文学中存在中国现代性最早萌芽的论断,可以看出:他的关于现代性"推陈出新"只是表面的理解;他对于启蒙和个人主义的否定使他漠视现代民主精神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他对福柯系谱学理论的应用,使得他将内爆视为革新;而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他的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使得他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致力于一种非历史化的"想象史学"。     

征服读者群:《什么是文学?》中的大众观

《什么是文学?》中的大众观是萨特"介入文学"的重要内容。在该文的具体语境中,读者群的潜在含义即意味着工人阶级大众。而由于作家可理解为知识分子,所以,作家与读者群的关系可转换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萨特对读者群(大众)重要性的认识既来自于他自身的战俘经历,也是亲近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结果。而他视大众为盟友、呼吁作家占领大众媒介、征服读者群等做法,又在很大程度上颠覆和改写了知识分子对大众的负面评价。这种做法尽管具有乌托邦色彩,但依然是值得我们认真清理、反思和借鉴的思想遗产。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汉代黄老新“道治”的历史阐说——论《淮南子》著述意图、文本结构、思想体系及其政治理想

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长治久安。     

潜隐的文化情结--《呐喊》、《彷徨》对传统文化的眷念

《呐喊》、《彷徨》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性文本,代表着新文化的“反传统”特征。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这两本小说集的实际。《呐喊》、《彷徨》既表现了新文化的价值立场,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这种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错综纠缠,体现了鲁迅一种特有的文化情结,构成了《呐喊》、《彷徨》价值判断的多元性和思想意蕴的复杂性。     

论胡风的古代文学批评

在胡风的著述中很难发现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富于学理性的宏观批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现象就整体而言没有进入胡风的批评视野。当然这不能否认他对少数作品的批评,尤其他对《红楼梦》《水浒传》的批评值得关注。这些批评意见有的确乎发人深省,有的则未必妥当。这些意见和看法隐含着胡风对世界文学经验的重视,既是其理论个性使然,又是"五四"时代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所致。     

从《恶心》看萨特的艺术与美学思想

萨特的作品因其对自由的探求,对人性的张扬和对政治的介入而独放异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恶心》这部日记体小说是当代存在主义文学的先声之作,其影响极为深远。文章从艺术的角度加以解读,并分析了萨特的美学思想。     

《宠儿》的互文性解读

为托尼·莫里森赢得诺贝尔文学奖荣誉的小说《宠儿》,是美国黑人文学史上一部经典之作。互文性是西方文论批评中一种重要的批评理论,它不仅指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相互"吸收和转化",还指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此利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来分析《宠儿》中所体现的文化互文和文本互文。     

论巴特的文本的愉悦理论及其他

罗兰.巴特的文学批评实践、批评理论建构往往和他的生存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其《文本的愉悦》、《恋人絮语》等著述更是将文本创作、接受的愉悦和生活爱情的愉悦(快感)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一种把性爱之快感与文本之快感奇妙结合起来的新文论观。这体现了巴特文本愉悦理论的人文主义色彩。     

萨特人的实在论思想探析

在研究萨特《存在与虚无》的时候，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他本体论的两种存在观及其自由学说，而对他的人的实在论思想却缺乏全面的把握和深入的分析．本文试图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对萨特的人的实在论思想作一总体性的概括，以期勾勒出他的人学思想内容的全貌．这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萨特的哲学思想无疑是有益的．一、关于虚无。焦虑、自由．人的虚无是萨特的人的实在理论的基石．在他看来，人的实在是自为的存在，像自为的意识那样，是一种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的存在．萨特现象学本体论给我们描述了自在和自为两种不同领域的存在．自在存在…     

试论《紫钗记》中汤显祖的“至情”思想

汤显祖是明清文学中建树颇多的人物,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文学领域中他提出了"至情"的思想,更是令人惊叹。本文通过对《紫钗记》的分析着重探讨了汤显祖的"至情"思想以及他的"至情"思想中所存在的叛逆色彩。     

我和萨特——答朋友问

<正>一、在学海预测中定向选点友人:据我所知,你一生独立出版过五部著作:《西方文学史纲》《巴尔扎克创作论》《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萨特评传》和《艺术的人学》,其中两部都是研究萨特的成果。请问关于萨特(Jean-Paul Sartre)研究,你最初是怎样定向选点的?杨:说来话长。这两部书是1998年至1999年连续出版的,而相关研究的起步,却是"文革"结束之     

早期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价值意蕴——基于《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研究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以人民立场为根本立足点,由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从研究政治解放深入到探索人类解放,其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意蕴具体地展现在这一时期"两个转变"的逻辑进路中,主要通过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文本中因循三重逻辑表达:以历史材料作支撑,强调人民在政治与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在批判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人权时提出人类解放;以无产阶级为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指明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以表达鲜明的人民主体思想.虽然该时期的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尚处于形成初期,但其中蕴藏的理论价值为促使马克思向唯物史观的探研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夯实了思想基础.因此,基于《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研究,呈现早期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价值意蕴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到底”行不通——评王路教授的新著《读不懂的西方哲学》

本文对王路教授的新著《读不懂的西方哲学》进行了评价。文章指出:王路教授的新书坚持了他在"是"的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基本论点,在文本研究方面有新的增强,通过对所选的具体文本的分析,他把一般理论层面的讨论转化为具体语境中相关语词、语句、段落的解读,并以此基础,提出了对整个西方哲学的一种理解。但是本文认为,王路教授在这本新书中并没有实现他的预定目标,他的"一‘是’到底"的译名主张是无法做到的。     

《现代》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现代》作为1932—1935年上海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在坚持"非同人"立场的同时,又总体向左倾斜,故不看好自由主义和右翼作家的长篇小说。在传播接受左翼文学创作时,《现代》的传播接受者们着眼于作品的题材意义、阶级立场和创作思想,放逐对小说艺术的构思、审美价值的探讨,显示了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对于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也以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现出的立场、态度、方法作为评判的标准,以"阶级论"作为审视的标尺,认为作家的作品并不合乎时宜,接受呈现错位;对于民族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则演绎为文艺上的相互责难与攻讦,文本的政治视角被放大,主题与艺术价值被曲解,误读也就在所难免。这一传播接受生态反映出左翼接受者们在小说传播接受的过程中为争夺文学话语权所表现出的功利性与现实性,而非文学审美意义上的传播接受。